事實上，正是由于一次“玩過火”而在警局留下記錄的斗毆活動，徹底扭轉(zhuǎn)了幫派少年侯孝賢的命運。因為害怕警局重翻舊案，兵役結(jié)束的侯孝賢沒有回到鳳山，扛起行囊踏入了繁華的臺北，從此開啟了另外一段人生。

　　1984年，秋天。楊德昌、侯孝賢、吳念真，還有蔡琴等人正湊在一起，拍一部叫做《青梅竹馬》的電影，不是“憶童年時竹馬青梅，春風又吹紅了花蕊”式的臺灣鄉(xiāng)土小清新，而是充滿了知識分子式的疏離、惆悵與迷惘。

　　導演楊德昌設計了一個主人公騎著機車，繞著臺灣“總統(tǒng)府”前“總統(tǒng)肖像”不停轉(zhuǎn)圈的鏡頭。“那個年代的臺灣還是處于一種懵懂狀態(tài)，加上又快趕上 ‘雙十節(jié)’，楊德昌就想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對某一種權威的反抗，他是留學美國回來的，那時他能想到的很東西是我想不到的。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之前的叛逆不過是小孩子式的調(diào)皮搗蛋?！焙钚①t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但拍攝這樣的鏡頭，非常容易引來警察的注意，不管怎樣，侯孝賢決定豁出去了，因為他不僅是電影主演，還是制片，更是楊德昌的知己好友，不管是出于江湖義氣還是職業(yè)精神，侯孝賢都決定賭一把。他猛踩油門，繞著眼前那座充滿政治隱喻象征的宏偉建筑轉(zhuǎn)了一圈又一圈，但奇怪的是，那個夜晚出奇地安靜，沒有警察，只有風在耳邊呼呼吹過。

　　“嘩!你猜怎么回事?原來正趕上‘一清專案’，警察全部調(diào)動過去，所以總統(tǒng)府附近根本沒人值班!”(注：1984年，臺灣當局開展“一清專案”，針對當時臺灣的黑幫幫派進行掃蕩，加強治安管制。)

　　現(xiàn)在想起來，他還是覺得很高興。

　　年歲漸長之后，侯孝賢的脾氣仿似越變越好，他幾乎從不對工作伙伴動怒，遇到實在難以排解的問題，一般靠生悶氣來解決，偶爾獨自發(fā)泄──捶墻、捶桌、捶椅子?！堵欕[娘》的編劇謝海盟稱其為“自殘”。

　　直到今天，朱天文都覺得侯孝賢還是一個“本質(zhì)上鄉(xiāng)野來的人，江湖氣多一些”。但他不再拍攝那些關于浩浩江湖的電影，而是把精力更多地投放在一些幫助“弱勢群體”的民間組織與活動上，在謝海盟看來，“臺灣有許多號稱的弱勢，其實根本就是政治正確的潮流時尚”，而侯孝賢所關注的諸如新移民配偶的基本公民權、蟾蜍山眷村保留活動、原住民三鶯部落的居留等問題，才是“根本無法見諸媒體報端、真真正正的弱勢”。

　　某年歲末，被保留的三鶯部落舉行答謝尾牙宴。陰冷的冬日，天還飄著雨，侯孝賢還是樂呵呵地去了，戴著他那頂白色漁夫帽，混跡在一大堆原住民鄉(xiāng)親中，舉箸推盞，熱熱鬧鬧。不知什么時候，一只跛腳小貓蹭過來，仿佛是被雨水和草臺班子的音樂聲怔住了，侯孝賢悄悄安撫著它，然后鄭重其事地找人來把它安置妥當。

　　侯孝賢的老友、作家唐諾曾經(jīng)對侯孝賢身上的“江湖氣息”與“黑道情懷”頗有些看法。在書生唐諾看來，那是他“個人過度浪漫與一廂情愿的虛假想象”，但攝影師李屏賓卻覺得，“侯孝賢就是一個真正的俠客。”

　　侯孝賢未置可否。但拍攝《聶隱娘》讓他覺得，“‘俠’其實是很累的，要懂得一切人情世故，要不停地判斷，判斷什么時候該出手，什么人該被殺，這并不容易，這是自己了解自己，并且逐漸清醒的過程。”

　　為《聶隱娘》選景，侯孝賢第一次來到湖北隨州。站在兩千年的荊楚大地上，那些燠熱的南國閑夢仿佛早已經(jīng)飄遠。在他的背后，是竹籬茅舍，在他的眼前，是江水湯湯。

　　那一刻，侯孝賢覺得自己的心里非常澄凈，他說：“所謂江湖，不就是眼前的這片山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