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雅俗，鑄就時代經(jīng)典

　　所謂雅與俗，都是歷史概念，不同時代有不同看法。在中國古代，詩文被認為是文學的正宗，小說戲曲則是所謂“鄙俗”的“小道”，不能進入文學大雅之堂，雅俗對峙發(fā)生在詩文與小說戲曲中間。到20世紀初，梁啟超等人將小說提升到“文學之最上乘”的高度。尤其到“五四”文學革命，新體白話小說占據(jù)文學中心地位，進入文學殿堂，連歷史上那些有價值的小說也有幸得到重新評價，脫去“鄙俗”的帽子。但有一部分小說卻享受不到這種幸運，那就是20世紀面對中國市民大眾的通俗小說，它們仍被新文學家、文學史家擯斥于現(xiàn)代文學之外。于是，雅俗對峙轉到了小說內部，表現(xiàn)為嚴肅小說、高雅小說和通俗小說、商品化小說之間的抗衡。

　　金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現(xiàn)，意味著長期困擾著人們的雅俗對峙問題，從實踐上和認識上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金庸小說吸取“雅”“俗”兩方經(jīng)驗又超越“雅”“俗”。他創(chuàng)造性吸收了武俠小說、言情小說、歷史小說、偵探小說、滑稽小說等眾多門類藝術經(jīng)驗，從而成為通俗小說的集大成者；同時借鑒、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新文學的經(jīng)驗去創(chuàng)作武俠小說，使他的小說從思想到藝術都呈現(xiàn)出新的質素，達到新的高度。這是金庸小說成為當代文學經(jīng)典的根本原因。

　　從歷史上看，無論雅文學還是俗文學，都可能產(chǎn)生偉大作品?！端疂G傳》《紅樓夢》當初也曾被封建士大夫看作鄙俗之書，直到現(xiàn)代才上升為文學史上的杰出經(jīng)典。英國的狄更斯、司各特，法國的大仲馬，在19世紀也都被認為是通俗小說作家。了解了這種狀況，嚴肅文學家就沒有理由看不起通俗文學，而通俗小說家也大可不必在嚴肅文學面前自慚形穢。嚴肅文學中，其實也有大量思想和藝術上比較平庸的作品。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作家自身素養(yǎng)的高低、體驗的深淺和文學表現(xiàn)才能的優(yōu)劣。

　　1918年，魯迅特意把周瘦鵑的作品推薦到教育部，他認為這種看上去通俗的文學其實是有創(chuàng)造性、有深度的。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如此推崇白話通俗小說，可見其眼光和胸懷。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一百年了，我們更應該有文化上的包容胸懷。通俗還是高雅，與它的文學成就高低并不相關。我們一方面不能將通俗、高雅對立起來，不能將通俗簡單等同于庸俗；另一方面，對于雅與俗也要仔細甄別討論，積極汲取大眾文化的養(yǎng)分，提升通俗，使之轉化成有更高成就的精品。這種轉化需要思想和藝術上的一再打磨淬煉，精益求精。不能因為自認是通俗文學，所以不負責任、馬馬虎虎，不下苦功夫，不肯付出艱辛努力，這是出不來成就的——在勤奮努力這條路上，不分通俗與高雅。

　?。ㄗ髡邽楸本┐髮W資深教授，本報記者胡妍妍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