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因素：最大變數(shù)是美國
2019年影響臺灣政局和兩岸關系的最大變數(shù)是美國因素。特朗普上臺后，不斷向臺灣當局釋放錯誤信號，屢打“臺灣牌”。2018年以來，美國國會把對臺“六項保證”和《與臺灣關系法》合并為一個新的法律，特朗普又簽署了“與臺灣交往法案”、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形成了用國內(nèi)立法粗暴干涉中國國內(nèi)問題的涉臺法律體系。依照這幾部法律，美臺可以進行高層互訪，美國可以售臺武器，美臺可以進行軍事交流。在中美博弈全面深入展開之際，美國在升級運用“臺灣牌”，更能觸動中國的敏感神經(jīng)。
2016年以來，拒不認同“九二共識”的蔡英文當局也沒閑著。他們積極動員在美臺灣同鄉(xiāng)會與美國國會議員溝通，高價雇用公關公司進行游說，甚至還在華盛頓成立了“全球臺灣研究中心”，對美國政學精英極盡拉攏之能事。“與臺灣交往法案”通過后，可以炒作的敏感事件迅速增多，如美艦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停泊太平島或其他臺灣港口，美臺軍艦互訪、臺灣當局領導人過境美國或赴美參加公開活動等。
2019年的臺灣政局與兩岸關系中既有確定因素，也有不確定因素。新的一年，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化不確定因素為確定因素，牢牢把握住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主動權和主導權，就必然能引導臺灣政局和兩岸關系走在朝向正確目標的光明大道上。（作者為北京聯(lián)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