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責任

回到最初始的問題。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民族文化創(chuàng)傷，南京大屠殺與這個民族的每個個體都息息相關。但是，它跟我們當代之間到底有何種關聯(lián)呢？換句話說，我們?yōu)槭裁匆涀∵@個創(chuàng)傷？

我認為，這更多的是一種記憶的責任。現(xiàn)在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已經(jīng)不到百人了，曾經(jīng)親身經(jīng)歷過慘案、用他們的身體和記憶來承載這段歷史的見證人，也會越來越少。也就是說，我們將進入一個后記憶的階段。那么，后記憶階段靠誰來傳承這段歷史？自然是靠新一代人，去構筑屬于我們的記憶空間與記憶方式。

這里我想提到一位著名的記憶研究學者，他叫阿維夏伊·瑪格利特。在《記憶的倫理》一書中，他寫到：“我們人類到底應該記住什么？簡單來說我們應該記住那些根本之惡和反人類罪行，包括奴役驅逐平民和大規(guī)模的滅絕，而所謂根本之惡就是那些足以動搖我們整個社會跟人類的道德根基的行徑。”南京大屠殺無疑屬于這樣一個類別。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去完成這樣一個記憶的責任。

那么，對于我們這個民族共同體而言，我們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記憶？

我想，首先是面向未來的記憶。記憶是面向過去的，但也應該是面向未來的。著名學者徐賁在《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中，曾經(jīng)講過這樣一句話，“要走出歷史災難的陰影，實現(xiàn)社會和解是不計前嫌，不是不記前嫌”。

如何去“記”這個前嫌？他說：“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chuàng)傷不是要算賬還債，更不是要以牙還牙，而是理清歷史的是非對錯，實現(xiàn)和解與和諧，幫助建立正義的、新型的社會關系。”

所以，對于我們而言，第一步，是要獲得從日本政府到民間對于對南京大屠殺的基本認可，獲得其對所犯罪行的承認。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去構建一種面向未來的記憶。

第二方面是一種更豐富多元的個人化的記憶。

拉貝等人在南京建立的安全區(qū)里面，最多時候收容了20多萬人。當時人滿為患，疾病流行，糧食不足，安全區(qū)面臨著非常大的困難。這時一位國際友人捐贈了一百噸的蠶豆，成了難民們的救命口糧。所以安全區(qū)里傳唱起一首歌，開頭是這樣唱的：“我們用蠶豆做早飯，我們用蠶豆做午飯，紅豆蠶豆綠豆蠶豆，頓頓都是蠶豆。”

我看到這段故事時，特別感動。因為透過這樣一首歌，我們知道，即便是在那樣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下，孩子們依然懷有對生活的希望。

最后一點，對于南京大屠殺，我們要努力讓它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記憶。

目前，南京大屠殺檔案已經(jīng)進入聯(lián)合國的世界記憶檔案。包括加拿大在內的很多國家也設立了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但這還不夠，我們要讓更多的西方人意識到，二戰(zhàn)中不僅有太平洋戰(zhàn)爭，不僅有歐洲人的戰(zhàn)爭，還有東亞的、中國人的戰(zhàn)爭，并且在其間，中國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得益于科技的發(fā)展，我們現(xiàn)在有了非常多的渠道，理應做好這一點。（觀點/李紅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