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左右，我開始對集體記憶感興趣。然而在翻閱了海量文獻后，我發(fā)現(xiàn)，無論是什么學科，對猶太大屠殺的研究都非常多，而且誕生了很多精彩的學術(shù)作品，但是對南京大屠殺卻關(guān)注甚少。帶著這樣一種發(fā)現(xiàn)， 2011年我正式申請了一個教育部的課題，主題就是關(guān)于南京大屠殺的集體記憶。一晃五六年過去，對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我從未終止。

當然，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必然會涉及比較殘忍的層面。換句話說，記憶里面往往會有我們在情感上難以承受的部分。

眾所周知，學術(shù)研究講求一種理性與價值中立。但面對南京大屠殺這樣一個選題，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難的，甚至是不可能。事實上，我承認，在通過各類渠道接觸到早期的報道和圖片時，我的確受到了一定的心理沖擊。但我想強調(diào)的是，除去這種情感的波動，在更對歷史、人性這樣一些更加宏觀的事物時，產(chǎn)生了更多的思考。

比如，我曾在圖書館里翻閱1937年12月13日后的中外報紙，它們大概很久沒有被人翻開過，因此，在打開之后，我能夠清楚地聞到一種歲月的味道。我清楚地記得翻到1937年12月28日的《大公報》，張季鸞發(fā)表社評《要為匹夫復仇》：“敵軍在南京屠殺奸淫窮兇極惡已是鐵般的事實，僅此一端已構(gòu)成日本帝國主義萬劫不復之罪狀”。時隔80年，那種怒發(fā)沖冠之氣，依然清晰可感。

另一個重要的收獲是，我發(fā)現(xiàn)記憶也是有它自身的韌勁的。大家都知道，在那段苦難的歷史中，有很多國際友人為我們在南京成立了安全區(qū)，而這一安全區(qū)的負責人就是德國人約翰·拉貝。

1945年之后，南京的媒體還曾登過一些消息，希望能夠找到這位救助了很多中國人的善人。但其實1937年之后不久他就回到德國，隨后因為納粹黨員的身份，以及他不愿意跟納粹政府合作的態(tài)度，余生過得十分悲慘。

那么我們是怎么知道他的故事的呢？這要得益于已經(jīng)自殺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者張純?nèi)?。她在寫《南京大屠殺》時，重新發(fā)現(xiàn)了拉貝日記。于是，我們得以知道拉貝的許多故事。

這就是記憶的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