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楊東曉

　　民間思想解放和思鄉(xiāng)的浪潮，不停地拍打著蔣經(jīng)國垂暮之年的海岸，他終于在蔣家執(zhí)政的最后時刻做出了歷史性的抉擇，打開了民主改革之門。1987年7月15日臺灣解除了長達38年的戒嚴；11月2日開放了返鄉(xiāng)探親。而次年1月1日開放報禁和黨禁，離他辭世只有12天。

　　1949年， 中國“忽值山河改”之際，劉季倫的外祖父“根株浮滄?！?，在臺灣找到了一個報社的編輯工作。于是托人返鄉(xiāng)，將兩個女兒陸白烈與陸和珍，接往臺灣讀書。但不久老先生即因政治原因被捕。十來歲的陸白烈只好休學，在臺北街頭擺了個小吃攤，賺取一點薄利，為父親送牢飯。當時臺灣文網(wǎng)越密，收藏中國左翼文學的書籍，有可能惹禍。所以陸白烈把家中從大陸帶來的30年代文學書籍偷偷燒掉了。但實在舍不得，還是藏起了兩本書。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期，她的孩子劉季倫，已經(jīng)十來歲了，才在家中的密柜里，發(fā)現(xiàn)了兩本書《月芽兒》與《駱駝祥子》，他好奇地取出其中一本《駱駝祥子》讀起來。作者是1949年12月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陸的作家老舍，這兩本書都是他在1935年和1936年完成的，換言之，這兩本書都是他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

　　這是出生于臺灣的劉季倫最早接觸到的大陸作家作品。

　　與禁書有關(guān)的閱讀

　　正當劉季倫專心致志地偷讀藏書時，被母親發(fā)覺了，母親顯得很緊張，她再三叮囑孩子，千萬不要把書借出去，不要告訴外人家里還有這樣的書，不要和人談起這種書?？傊?，如果被人知道了家里還藏著這種書，就會惹禍上身。

　　這是劉季倫成長中與閱讀有關(guān)并且成為閱讀記憶的一件事。當時是1960年代末，臺灣正處在高壓政治之中。看錯了書，或者說錯話，就有可能成為思想犯和政治犯。

　　陸白烈早年在大陸曾是左翼文學少女，在父親出獄后，她終于完成了師范教育，并在島上開始了教育生涯。授課之暇，她執(zhí)筆為文，自1960年代起活躍于臺灣文壇，是一位高產(chǎn)作家。由于切身體驗，她對于兒子看什么書非常謹慎和敏感。

　　在劉季倫成長的過程中，大陸的書籍無法讀到，臺灣島內(nèi)出版過的，曾經(jīng)紅遍全島的一些書，也被禁了，《自立晚報》編輯郭衣洞1961年寫的《異域》，就被列為禁書。

　　現(xiàn)在，那位曾經(jīng)因為閱讀《駱駝祥子》而使母親擔驚受怕的兒子，已是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當代人在評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文壇時，時常要提到他的母親，但是，劉季倫說“我還是認為，作為一名深受中國左翼文學影響的文藝青年，作為從小閱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長大的母親而言，自她到了臺灣以后，生活在反共的社會里，就像魚兒離開了水，最終還是要干死的。”

　　不過，作品被禁掉多年的郭衣洞沒有“干”掉，就在劉季倫偷偷閱讀老舍被母親察覺的這一年，因為翻譯一幅美國“大力水手”漫畫，已經(jīng)以“柏楊”聞名的專欄作家開始了9年的鐵窗生活。同年因文入獄的還有鄉(xiāng)土作家陳映真，陳映真被捕前的作品，被認為是那個時期最好的創(chuàng)作，而他本人卻因“意圖顛覆叛亂”的罪名失去了自由。

　　在監(jiān)獄里，柏楊把精力投入到歷史中去——現(xiàn)實已經(jīng)剝奪了他的話語權(quán)。而當他成為一名另類的歷史學家后，那位早年看過禁書的年輕人，已經(jīng)從臺灣大學畢業(yè)，在政治大學執(zhí)教歷史。20世紀末，被禁的作家“郭伯伯”和他的讀者劉季倫成了朋友，禁書早已開禁，言論也變得自由。

　　正是由于臺灣在國民黨兩蔣反共時期的文網(wǎng)過密，硬生生切斷了臺灣與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紐帶，以致于那段歲月中，在臺灣長大的年輕人，除了徐志摩、朱自清、梁實秋少數(shù)幾位現(xiàn)代中國文學家的作品外，魯迅、沈從文、老舍、巴金、茅盾的作品，都是島上的禁忌。對于當時島上的大部分年輕人而言，這些人是他們聞所未聞的。

　　兩岸都有手抄本年代

　　到了高中時代，劉季倫讀到了魯迅。他在嘉義的一位學長家里，借到了一本《阿Q正傳》。因為怕惹禍，不敢影印，所以自己手抄了一本。當時的中學生都在為準備聯(lián)考而拼命用功，大部分同學對這類書籍連聽都沒聽說過。

　　到了大學時代，傳聞同學中有些“職業(yè)學生”，但至于他們?nèi)藬?shù)多少，沒人知道；到底是誰，也沒人知道。于是關(guān)心政治的學生，就不免有些人人自危了，總擔心說錯了話，就要惹禍。

　　劉季倫并不知道，在他手抄《阿Q正傳》時，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也在私下手抄一本書，那就是張揚的《第二次握手》，這部歌頌中國老一代科學家的手抄本，因為頌揚周恩來總理而惹怒了姚文元，作者張揚入獄，但是一部30萬字的長篇小說卻在民間以手抄本的形式傳播開來。然而罪名卻很令姚文元頭痛，想定《第二次握手》是黃色小說，但是男女主人公在30年時間里“手”才握了兩次，又不敢明著把矛頭指向周恩來，所以最后給知青張揚定了個罪名“反黨”。

　　作為臺灣島上的第二代“外省人”，劉季倫在大學期間經(jīng)歷著這樣的變革：1975年，陳映真出獄，繼續(xù)他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李敖是1976年減刑獲釋的，這位生命力極強的人出獄后當過一段土木工程的包工頭；柏楊于1977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jié)這天獲釋，在美國的關(guān)注下，從綠島飛回臺北。

　　劉季倫說：“在1970年代后期，臺灣島內(nèi)經(jīng)濟開始增長，人民參政意識也逐年增強，開始有要求民主的呼聲出現(xiàn)?！?/P>

　　但是在民主的呼聲中，不能排除一些臺灣獨立的支持者，甚至在中學里也有臺灣獨立的呼聲，也有中學生被抓去坐幾年牢的情況。

　　民間悄然發(fā)生的變化，也在大學聯(lián)考中反映出來，1977年7月，大學聯(lián)考的作文題目是《一本書的啟示》，有報道稱，考生筆下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的書名中，居然是禁書《異域》！細心人發(fā)現(xiàn)這一報道在第二天就被更改為：名列第一的是蔣經(jīng)國《風雨中的寧靜》，第二位的，才是《異域》。

　　解禁的日子

　　1987年7月14日，“臺院議字第1641號”咨文宣布，“臺灣地區(qū)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嚴”。換句話說，長達38年的戒嚴——從1950年5月19日零點開始的戒嚴，到1987年7月15日零點，終于結(jié)束了。

　　解嚴之后，一切都來得更快一些，半年后，1988年1月1日，蔣經(jīng)國指示正式結(jié)束報紙29家、三大張的限證和禁令。幾天之內(nèi)，200多家新的出版物要求辦理登記。60多個政黨社團要求注冊成立政黨，后來被批準的有20多個，其中包括民進黨。實際上，在戒嚴令的晚期，媒體已經(jīng)像雨后春筍一般，有的媒體申報很多名字，被查禁一個后，馬上換個“備胎”再次出現(xiàn)。

　　報禁黨禁開放第12天的下午，78歲的蔣經(jīng)國突發(fā)胃腸道大出血離世。這一天是1988年1月13日，離解嚴半年還差兩天。

　　解嚴前不久，知識界的民間滲透已經(jīng)悄然進行，在臺灣上大學的一些香港僑生，偷偷地帶馬克思的《資本論》進入臺灣。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共10冊，由范文瀾本人撰寫的頭四冊，剛好與金庸小說厚度差不多，就被撕下封面，再包上金庸武俠小說的封皮，帶回臺灣。但是，《射雕英雄傳》的封面是不能借用的，因為書名典出毛澤東詞“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所以這本書當時也被禁了。

　　解嚴前后劉季倫正讀研究生，大學時的一位同學回大陸探訪并且到北京轉(zhuǎn)了一圈，這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中，是非常先鋒的事，而年輕人又都很樂于領(lǐng)這種風潮之先。這位同學在北京應(yīng)劉季倫之托購得一套價格很便宜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寄回了臺北。

　　一套大陸出版、蓋著北京某書店印章、貼著大陸郵票的郵包——郵包里還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這件在大學生、研究生們看來很前衛(wèi)的事情，卻給劉季倫帶來了麻煩——書被新聞局扣下了。

　　劉季倫去取郵包時，等待他的還有一個陌生人，那是一個新聞局的特務(wù)。在問詢了劉季倫的學業(yè)和社會交往后，才讓他把書取走。實際上，在1987年解嚴令之后，特務(wù)的勢力已經(jīng)萎縮，但是慣性還在起作用。盡管擁有一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經(jīng)不再會被當作“政治犯”、“良心犯”來判刑，但是情治人員仍然在“忠于職守”。

　　事實上，早在劉季倫大學期間，就已經(jīng)看過學校圖書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圖書館里這種禁書只對有專業(yè)背景的學生開放，而且每本書上都蓋著“匪情數(shù)據(jù)”的圖章，大約是“供批判用”的意思。

　　劉季倫手抄過的魯迅作品公開在臺灣發(fā)行，是1989年10月的事，由臺灣風云時代出版公司率先發(fā)行了《魯迅全集》。從這以后，1949年以前的左翼作家作品、1949年以后大陸著名的文學作品，在臺灣有了正規(guī)出版渠道和公開發(fā)行的渠道。此前，無論是被毛澤東稱為“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魯迅，還是大陸其他左翼作家，如巴金、冰心、茅盾，凡大陸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只能作為禁書在大學區(qū)的地攤上私下里出售。

　　但是在臺灣解嚴后的一段時間，輿論檢查仍然存在，1990年臺灣導(dǎo)演朱延平想把柏楊寫于1961年的《異域》改編為電影，結(jié)果被電檢處查禁，朱延平只得拍了一個賣座的電影《大頭兵》，以換取拍攝《異域》的權(quán)利。結(jié)果放映出來后，《異域》比《大頭兵》還叫座。

　　這部片子不僅叫座，還叫“好”。它的好在于，電檢處在群眾游行后，把剪掉21處，減少為剪16處，最后解放到了一刀未剪。這在那個剛剛解放了思想的年代，將臺灣的電檢制度推進了一大步。后來羅大佑把這部電影的主題歌傳到了大陸，名叫《亞細亞的孤兒》。

帶老兵回家

　　■本刊記者／楊東曉

　　無論上層還是民眾，思鄉(xiāng)的情愫是相通的

　　重病在身的蔣經(jīng)國像往常一樣，在接見外賓后，照例向秘書馬英九問了一句“英九，有沒有什么事情？”馬英九把他看到的民情，告訴78歲的蔣經(jīng)國。

　　“最近趙少康、洪昭男等委員在‘立法院’質(zhì)詢，建議政府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其實現(xiàn)在每年都已經(jīng)有一兩萬人經(jīng)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陸探親。但也有一些老兵不愿意違法，穿起身上寫著‘想家’的長袍游街請愿，很令人同情?！?/P>

　　馬英九說的，就是1987年春天開始大批“榮民弟兄”身穿長袍聚集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dǎo)委員會”門口的請愿行動，他們胸前背后寫著“想家”，手中打著標語“白發(fā)娘，盼兒歸，紅妝守空幃”、“骨肉隔絕四十年”，給過往的人發(fā)傳單“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一度還和輔導(dǎo)會的安全警衛(wèi)人員發(fā)生了肢體沖突。

　　1987年5月6日到10日，由14歲即被抓到臺灣的退役軍人姜思章等人發(fā)起的臺灣“外省人返鄉(xiāng)探親促進會”在臺北“國父紀念館”邊的人行道上，發(fā)出他們被壓制了幾十年的心聲。

　　靠美國空運胰島素進行治療的蔣經(jīng)國，此時幾近雙目失明，但心里清楚，是自己的父親把這上百萬人帶到臺灣，來的時候，他們和自己一樣風華正茂。如今已風燭殘年的老兵，如何面對自己無根無本的晚景？

　　12年前他的父親蔣中正安葬時，從臺北移靈到大溪陵寢的62公里路上，沿途迎送的人群中，那些如喪考妣的民眾，正是榮民和榮眷。他們甚至痛哭得倒地昏迷。一個發(fā)自內(nèi)心的悲泣是“你把我們帶到了這里，你走了，我們怎么回去？”

　　他們慟哭的是自己的未來。

　　漫長的籌備期

　　在馬英九告訴他這個消息之前，蔣經(jīng)國已經(jīng)思慮過這個問題。幾年來，美國遇刺、釣魚島事件、高雄事件，民主和左翼的勢力不斷地撞擊著他，撞擊著一扇堅固了幾十年的大門，是把春天鎖在門外還是令春光乍泄，門到底開還是繼續(xù)緊閉？

　　9個月前，1986年10月7日下午4時，蔣經(jīng)國在新聞局長張京育的陪同下接見了美國《華盛頓郵報》發(fā)行人葛蘭姆和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這次，他向美國媒體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我們準備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后，解除戒嚴，開放組黨?！?/P>

　　跟了他7年的英文秘書、已經(jīng)是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的馬英九，負責翻譯。馬英九在蔣經(jīng)國百年時的回憶文章中說：“負責傳譯的我，一字一句審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個人感覺猶如遭電流通過般的震撼，我告訴自己：‘我們正在改寫臺灣歷史?！?/P>

　　其實，歷史一直在照著自己的意愿來演進，而“改寫”，只是被提前或錯后、亦或在恰逢其時的某一個時刻到來了。在馬英九告知老兵請愿之后，這個時刻迅速來到。

　　1987年7月15日，蔣經(jīng)國公布施行“國家安全法”，并且從這天零點起，正式解除臺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

　　蔣經(jīng)國接見葛蘭姆那張歷史性的照片，從臺北市市長的辦公桌上，一直跟隨馬英九，擺到了他現(xiàn)在辦公室外的會客室桌子上。馬英九在紀念蔣經(jīng)國的文章中講述了這段他親歷的歷史：“經(jīng)國先生宣布解嚴后，各機關(guān)忙著制定‘國家安全法’。有一天新聞局長張京育先生來問我，‘到底將來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幾天后經(jīng)國先生接見完外賓后問我：‘有什么事嗎？’我就向他報告，新聞局在討論這個問題，希望能請示一下。經(jīng)國先生說：‘既然要解嚴，當然就是越來越寬，不能越來越嚴，我們絕對不能換湯不換藥！’我就趕快告訴張局長，他聽了很高興。后來也印證了經(jīng)國先生的談話并非隨興所至。”

　　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維開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當時臺灣已有部分人士繞經(jīng)第三地返鄉(xiāng)，高層并非不知道，可老兵們卻沒有任何途徑，他們只能用請愿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愿望。盡管蔣經(jīng)國已經(jīng)感到了必須開放，但他還是要考慮到安全問題，所以，這個尺度如何拿捏，開放程度到底能有多大，都有探討的空間。作為他的幕僚，馬英九等人只能提出各種方案，他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還可以說暫緩。所以馬英九心里并不知道能否通過。

　　劉維開同時說，關(guān)于解嚴和開放大陸探親，蔣經(jīng)國知道如果他當初不做，以后的繼任者也會做，但是后人來做遭遇到的阻力會更大，他可以用自己的權(quán)力和聲望來抗衡這些阻力，同時給開放程度定調(diào)。

　　即使是他本人，在暮年推行改革，同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政治大學歷史系劉季倫副教授提到，在蔣經(jīng)國晚年的“國大會議”上，出現(xiàn)過民進黨掀桌子的現(xiàn)象。而馬英九也提到在蔣經(jīng)國去世前19天，12月25日的“行憲紀念日”活動中，11名民進黨的“國大代表”在臺下高舉白布條抗議，當他言畢坐在輪椅上被推走時“回過頭對臺下的抗爭者深深看了一眼”。這一眼，可以用蔣經(jīng)國在臨去世前三天對蔣孝勇的一句話來解釋：“我一輩子為他們?nèi)绱烁冻?，等到我油盡燈枯時，還要給我這種羞辱，真是于心何忍?！?/P>

　　穎考專案

　　馬英九遵照蔣經(jīng)國的指示將請愿事件報告給前總統(tǒng)府副秘書長張祖詒，才知道原來蔣經(jīng)國早已知悉老兵請愿之事，并已指示張祖詒：基于人道精神處理此案。

　　馬英九、張祖詒等在保持與大陸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xié)”的“三不”的原則下，開始制訂“人道原則”的細則。

　　后來該規(guī)劃在6月4日報給了蔣經(jīng)國，它包括可以探親、通信與通話；由兩岸紅十字會安排“民間辦理”；往返經(jīng)過香港的“間接方式”。

　　馬英九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操作這個專案的。他根據(jù)《左傳》《鄭伯克段于鄢》的歷史典故，這個案子取名“穎考專案”。穎考叔建議挖地黃泉，令鄭伯與隔閡多年的母親在有生之年得以相見和好如初，馬英九覺得用這個典故比喻返鄉(xiāng)探親非常恰當。卷宗就鎖在專用的保險柜里，每一環(huán)節(jié)都由他親自處理，連機要打字員都接觸不到這個卷宗。在1987年10月14日蔣經(jīng)國主持“中常會”，通過了探親的決議案：“反共國策與光復(fù)國土目標不變：確保國家安全，防止中共統(tǒng)戰(zhàn)；基于傳統(tǒng)倫理及人道立場的考慮允許國民赴大陸探親。除現(xiàn)役軍人及現(xiàn)任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親等以內(nèi)之親屬者，得登記赴大陸探親。以上兩點送請行政院主管同志處?！?/P>

　　11月2日在“行政院”院會通過并正式實施，兩周后，第一位循正規(guī)途徑探親的周純娟在常州老家見到了母親，而此前1982年就回過大陸的姜思章，卻是假托香港有親屬，從香港偷偷回到舟山的。1985年起，由于姜思章這樣繞行第三地的人越來越多，臺灣情治部門還專門到香港取證調(diào)查。

　　在周純娟回大陸前9個月，北京和上海在年初就已做出了熱烈歡迎的姿態(tài)。1987年正月還沒過完，大陸方面就已經(jīng)在為“偷跑”回鄉(xiāng)的臺胞提供各項服務(wù)。2月26日，北京市在崇文門設(shè)了一個臺灣同胞接待辦公室問訊處；第二天，上海成立了臺灣同胞接待站。

　　探親規(guī)定，是在老兵返鄉(xiāng)運動的推動下一攬子解決的，而老兵返鄉(xiāng)問題在大陸的提出，可以上推至1980年隆冬。當時鄧小平邀請里根總統(tǒng)的特使陳香梅共進年夜飯，陳香梅在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的一次采訪中說：“小平提議，可以先讓在臺灣的老兵回家探親。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這樣，我才去臺灣，向臺灣方面轉(zhuǎn)達了這層意思。雙方一拍即合。沒有兩年，就出現(xiàn)了臺灣老兵的回鄉(xiāng)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