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政治漩渦的“局外人”

楊景辰

晉江新塘街道后洋社區(qū)有一座芙蓉楊氏大宗祠,祠內(nèi)有眾多與楊景辰相關的匾額。
楊景辰的遭遇與張瑞圖有點類似,都牽涉崇禎初清算閹黨的“欽定逆案”,不過楊景辰被定的罪更輕些。
楊景辰,字載甫,號侗孩,明代晉江二十六都芙蓉鄉(xiāng)(今晉江市新塘街道后洋社區(qū))人。他生于明萬歷八年(1580年),家境貧寒,但為人勤奮好學,學識出眾。據(jù)說,楊景辰還是生員時,便在鄉(xiāng)中立蒙館教授村童,以所得俸薪補貼家用,也是一位吃苦耐勞的有志青年。
萬歷四十年(1612年),景辰中舉。越年,赴京會試,以會試第二名,廷試二甲第十七名聯(lián)捷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在翰林院內(nèi),他靜下心來修文研經(jīng),清乾隆《泉州府志》稱其“苦學不異諸生時,汲冢、禹穴、逸經(jīng)、外史無不窺;金簡、玉函、百家、眾技無不研;朝彝、國計、邊務、刑名無不諳”,他觸類旁通,博通古今,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景辰個性淡泊,不愛與官員們扎堆交際,為人處世又十分穩(wěn)重大氣,故而“巋然負公輔器”。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景辰丁母憂回籍守制,服滿復職。天啟二年(1622年)遷左春坊諭德,為當年春闈典試官,“拔多名士”。后升為詹事府少詹事,兼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天啟六年(1626年),楊景辰升禮部侍郎,仍兼掌詹事府院務,由于他形象威嚴、方正,朝廷令他教習庶吉士,同時受命為《三朝要典》副總裁。他面對這些年輕有才華、前途無量的庶吉士們,不敢有絲毫怠慢,“日程月課,諄諄以考”,還經(jīng)常陪他們修習典故,“為經(jīng)世實用”。不多久,景辰被調(diào)任吏部侍郎。雖然那時,朝中閹黨時常吹噓魏忠賢“功德”,欲拉攏、收買景辰。但景辰為官清廉正直,總是當面懟他們,故而這幫宵小“筐篚罔敢進者”,用來賄賂的“禮物”都不敢遞到他面前。
天啟七年,熹宗薨。思宗即位后,當年十月即以果斷措施著手鏟除魏忠賢閹黨,晉升楊景辰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1628年)四月,又升為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與來宗道同時入閣。
景辰在入閣輔政的幾個月間,屢欠懇切陳情,針對國策、時弊積極提出興革建議,如“敘川功則汰冒濫,錄忠黨則起廢錮,請內(nèi)帑則勒二疏”,當時福建災荒,為此他還提出應“惠全閩則停加派”等,最后達到“養(yǎng)天下以和平之福”的目的?!度莞尽氛J為他的這些建議皆“正直長厚”。崇禎帝曾向景辰展示諫官所上《營伍虛冒》一疏。景辰閱畢如實上奏說,現(xiàn)在天下兵餉空虛,如京營十余萬領餉,“有兵操練,防守無兵,積弊已久”,縱然一時整頓不來,也該責成提督及巡視衙門進行清查,不能老讓這種現(xiàn)象存在下去。而邊關的冒領軍餉,則多是因為“將領貪賄,以致三軍枵腹,今后將官有不稱者,宜現(xiàn)成督撫大臣據(jù)法參究”。不僅如此,景辰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邊事之害,皆由無事偷安,有事倉皇”。崇禎帝聽后動容,聯(lián)想起這一年爆發(fā)的全國性大災荒,以及陜西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農(nóng)民起義,不禁嘆曰:“卿言極是,今日之患正是有事而倉皇。”
景辰在翰林院教習庶吉士時,曾為《三朝要典》副總裁,千不該、萬不該,他在這部要典中曾隨大流,三次疏頌忠賢。這雖是無奈之舉,但后來在“欽定逆案”中,言官、御史抓住這點,交相劾之。定案時,景辰這位“局外人”儼然也在名單中。
當時崇禎欽定的逆黨罪犯共262人,按罪行輕重,分為六等,其中第五、六兩等的處罰最輕,張瑞圖屬于第五等,而楊景辰屬于第六等。最終,楊景辰因逆案而“落職閑住”。景辰罷職返鄉(xiāng)后,始終放不下這份委曲,最后憂思成疾,于崇禎二年(1629年)病逝,享年五十。身后留下著作《楊大學士文集》。
今在景辰故鄉(xiāng)有座芙蓉楊氏大宗祠,祠內(nèi)寢殿兩側墻壁上嵌有一對青石字匾,上刻遒勁行書楹聯(lián)——“繼祖宗一脈真?zhèn)?,曰清曰白;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此聯(lián)是清代書法家莊俊元的真跡,亦是莊俊元對楊景辰清白為官的一種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