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內(nèi)柱礎(chǔ)雕藝精湛

芳草園崇正書院內(nèi)有部分建筑構(gòu)件即來自昔日的相國府

艱辛登第 拔為翰林

崇禎十五年（1642年），黃景昉與蔣德璟、吳甡一起入閣為相，但當(dāng)時的大明王朝已呈風(fēng)中殘燭之象，崇禎帝對于閣相的猜忌與日俱增，故而閣相之位坐起來并不舒坦?？v觀崇禎在位的17年間，閣臣多達50人之多，這是因為閣臣多有被殺戮、遣戍、削籍、閑置者，如薛國觀、周延儒被縊死；劉鴻訓(xùn)、錢龍錫、吳甡被遣戍，等等。如此頻繁處分閣臣，對于國家元氣的傷害之重，不言而喻。但黃景昉“自編修以至臺輔，與崇禎一朝相終始”，并以致仕善終，這在崇禎朝閣相中也是屈指可數(shù)的。如果回顧黃景昉的一生，會發(fā)現(xiàn)他從幼時接受啟蒙教育，到成年宦場際遇，再到晚年家居著述，在這一過程中知禮懂節(jié)、清慎恪敏的個人特性是貫穿如一的，這或許是他在明末清初亂局中能“完璧猶存”的緣故吧。

現(xiàn)今廣東省臺山市（舊稱新寧）的“臺城鎮(zhèn)二小”原為新寧文廟舊址，古時這里的戟門之左有名宦祠，內(nèi)祀明代知縣、教諭及清代巡撫、總督共計13人，其中明代知縣黃國彥即為晉江人，他正是黃景昉的祖父。據(jù)清道光《晉江縣志·卷之四十三》所載，黃國彥“授新寧令，歷官紹興通判，終崇府長史”，因而族人皆稱其為“長史公”。黃國彥以自身的博學(xué)篤行，為家族樹立了典范，儒風(fēng)浩然而成家風(fēng)。黃國彥的次子黃宗彝育有五子：景明、景曄、景昉、景昭、景暿，五人后被譽為“胞昆五人科甲名宦”，在科舉與仕宦上，成就突出。當(dāng)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還是黃景昉。

黃景昉，字太稚（亦作太穉），號東崖，生于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清乾隆《泉州府志》贊他“好古能文，出于天賦”。景昉7歲時便寫下《顧鴻雁麋鹿》一文，驚艷文壇，有“博贍陸離”之稱。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景昉入泮學(xué)，受教于黃瑞臺，結(jié)果翌年（1615年）便鄉(xiāng)試中舉。據(jù)景昉在《宦夢錄》中的自述，他的鄉(xiāng)舉試文令刑部尚書蘇茂相都頗覺驚奇，蘇尚書還特意寫了親筆信給他，以示嘉勉。但接下來的會試之路卻并不平坦，據(jù)景昉自述，“余曩滯公車十年”，他花了整整十年時間“備戰(zhàn)會試”，嘗盡艱辛坎坷滋味，這也讓他變得更加堅韌。天啟五年(1625年)，景昉終登進士第，廷試二甲十八名。不久，經(jīng)過朝考，景昉被選拔為庶吉士，得進翰林院這一古代“高階文官的搖籃”。

檗谷村內(nèi)的黃氏祖居（祖廳）歷史悠久

秉持原則 膽識過人

晉身翰林院，這是古代士子一生夢寐以求的事。讓人詫異的是，這份榮耀并沒有束縛住黃景昉。特別是在面對朝堂內(nèi)外閹黨肆虐的局面時，景昉依舊秉持自己做人的原則，沒有趨炎附勢，更沒有為了護住烏紗帽而助紂為虐。相反地，他甚至不惜退出翰林院，以此來遠(yuǎn)離閹黨奸佞。這事還得從吳裕中案說起。

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賢及其閹黨為了扳倒東林黨，假傳圣旨將與東林黨走得很近的遼東統(tǒng)帥熊廷弼召入京師，并將其殺害。一不做、二不休，考慮到江西道御史吳裕中與熊廷弼有姻親關(guān)系，天啟五年十二月閹黨再次矯詔稱吳裕中疏劾大學(xué)士丁紹軾忤旨，將其在午門前廷杖一百，致使吳裕中傷重斃命?！睹魇?middot;卷245·吳裕中傳》直書稱：“忠賢傳旨詰裕中為廷弼姻戚，代之報仇。”這樣無中生有的構(gòu)陷實在是令人發(fā)指。那時，黃景昉恰好目擊了吳裕中被杖的全過程，他的內(nèi)心悲憤難抑。

據(jù)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朱曦林撰文介紹，吳裕中死后，懾于閹黨的殘暴，他的家鄉(xiāng)“無敢臨其喪者”，更不用提朝廷官員了。唯獨只有黃景昉毫不畏懼，“割俸金賻之”，即拿出自己的薪金前去吊唁吳裕中、慰問其家屬。后來，明人張岱在《石匱書后集·卷13·黃景昉傳》中稱“人服其膽”，意即當(dāng)時人們對黃景昉有此膽識十分心服。

祭奠吳裕中后，黃景昉深知自己得罪了閹黨，恐朝夕不保，遂上疏“請假歸”。他在《宦夢錄》中稱：“同館請假自余始。”不難看出有些憂憤難平之意。多少士子渴望的“翰林夢”，就這樣一夜間幻滅，留下的只是冰冷現(xiàn)實。但黃景昉沒有后悔，因為他認(rèn)定在世上遠(yuǎn)有比榮華富貴更重要的東西。

御前侍讀 耿介勸薦

崇禎元年(1628年)，魏忠賢已伏誅，閹黨作鳥獸散。黃景昉終于迎來重新崛起的機會。是年六月圣旨下，授其為翰林院編修；七月，管理誥敕，充經(jīng)筵展書官。據(jù)《泉州府志》介紹，他還在該年參與纂修《熹宗實錄》。崇禎三年（1630年），黃景昉與吏科給事中鐘炌主考湖廣鄉(xiāng)試，卻因《試錄》里針砭時政，“多鯁切語”，從而得罪了當(dāng)時的大學(xué)士溫體仁與兵部尚書梁廷棟。然而，多虧了禮部尚書李騰芳和鐘炌的佑護，景昉得以免于被黜。

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黃景昉得知父親身故消息，回鄉(xiāng)丁憂，“家居二載”。崇禎六年（1633年），黃景昉的好友、泉州名士林胤昌于“在茲堂”講學(xué)，景昉親自為其堂題聯(lián)：“泉山群拱紫襟江，帶海斯文重遇在。”該年秋天，他還與林胤昌、謝元珧同建珧云亭于清源山南臺。

崇禎七年（1634年），景昉回京復(fù)職，不久升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在明朝后期，詹事府是大量處理皇帝內(nèi)務(wù)的地方，而身為翰林院侍讀，代表著景昉已經(jīng)逐漸獲得了崇禎帝的青睞。到了崇禎十一年（1638年），他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成為右春坊的大當(dāng)家，在處理內(nèi)務(wù)上更具話語權(quán)。

崇禎十一年二月，皇帝親自主持御前講席，問起用人之道時，黃景昉趁機進言：“刑部尚書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dāng)久系獄。”鄭三俊是明朝萬歷、天啟、泰昌、崇禎時期四代重臣，有“三部”尚書之稱。他還是個力圖改革弊規(guī)的忠良之臣，在出任崇禎朝刑部尚書時，鄭三俊奉詔清理積獄，平反了一批冤案錯案。然而這些案件的平反大多違背當(dāng)時閣臣薛國觀、溫體仁的意愿，結(jié)果他反遭構(gòu)陷，被革職下獄。景昉對此事心知肚明，于是抓住時機為鄭三俊求請。同時，他還向崇禎帝推薦成勇、朱天麟二人“廉能素著”，稱他們不獲考選是不公平的。大臣黃道周、項煜，余煌等也極力呼應(yīng)，表示贊同景昉的說法。崇禎帝聽后雖只回了一句：“三俊蒙徇，雖清何濟？”但實際內(nèi)心起了波瀾。不久，鄭三俊獲釋，成勇、朱天麟都得到了重用。景昉意識到圣上肯聽勸，便更留心用好自己的面諫之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