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惠卿:熙寧變法領袖級人物
在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情況下,王安石要如何變局來挽救國運呢?南京大學已故副教授姚治勛在《王安石變法研究》一書中稱,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是“大明法度”和“眾建賢才”,而在這原則指導下進行國家理財、育才和整軍,是變法改革方案的三大組成部分。王安石把理財問題當作“治國養(yǎng)民”的關鍵,認為只有通過國家理財才能達到“富民化俗,以興起太平”的目的。在近千年前的農業(yè)社會,王安石的這一思想無疑是非常超前的,其中涉及的包括國家貸款等經(jīng)濟學知識更是遠超同期所有人。王安石的才學和超前理論也打動了一位當時還在開封校訂藏書的泉州官員,他就是呂惠卿。兩人一見如故,一度情若師徒,共同撐起了熙寧變法的脊梁骨。可惜,后來受保守派的挑撥,二人關系漸生齟齬,最終分道揚鑣,成了令人嗟嘆的一段傳奇。

呂惠卿后裔沿用“文獻傳芳”為燈號
成為王安石較早追隨者
呂惠卿(1032—1111年),字吉甫,今泉州南安水頭鎮(zhèn)樸里人。與曾公亮一樣,呂惠卿也是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呂璹是一位能臣干吏,他果決的辦事風格,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呂惠卿。呂氏作為官宦家庭,學風甚濃,正是這樣的環(huán)境促使呂惠卿從小就對經(jīng)書、典籍著迷,博聞廣識,這為他日后能成長為變法運動中的領袖級人物打下了堅實基礎。
嘉祐二年(1057年),呂惠卿起進士,為真州推官,后經(jīng)曾公亮推薦在集賢殿任??薄<蔚v三年,歐陽修在給王安石的信中寫到“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在歐陽修贊美的語句之中,王安石第一次見到了“呂惠卿”這個名字。
嘉祐六年(1061年),呂惠卿在開封與王安石相會,“論經(jīng)義,意多合,遂定交”(《宋史·呂惠卿傳》)。呂惠卿和王安石在經(jīng)義、理政方面有著共同語言,成為志同道合者,因此呂惠卿也就成為王安石較早的追隨者。
變法的核心力量之一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開展變法。王安石開展變法的首要任務是網(wǎng)羅變法人才,壯大實力?!端问?middot;呂惠卿》載:“熙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于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王安石特意向神宗舉薦呂惠卿。后來,呂惠卿在神宗的支持下被提拔為司農寺主要負責人、集賢校理、太子中允,由此一躍而成變法的核心力量之一。
新法的實施招致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形成了“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讻讻皆以為不可”的局面。呂惠卿作為一名堅定的變法者,不惜與司馬光等展開了激烈的爭辯,以此力助新法的實施。呂惠卿與司馬光的辯論,一方面展示了呂惠卿卓越的才華和過人的膽識,給神宗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另一方面通過呂惠卿對于變法必要性的詳細闡釋,使宋神宗堅定了變法的信念,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保守派對新法的打壓。
熙寧三年(1070年),“制置三司條例司”這一變法機構由于受到保守派的攻擊被廢除,但其變法職能在神宗的授意下移交給司農寺,由呂惠卿掌管執(zhí)行。呂惠卿成了變法的主要負責人,主管農田、青苗等具體事務。同年,呂惠卿因父親去世回家丁憂,并于熙寧五年(1072年)喪服結束,返京成為天章閣侍講,同時管理國子監(jiān)。
熙寧六年(1073年)時,呂惠卿同王安石之子王雱等人共同編修《三經(jīng)新義》,該書成為義理解釋的官方標準,其內容也成為熙寧變法的重要理論依據(jù)。這《三經(jīng)新義》的編修還是后世呂家家學被譽為“中原文獻”的來歷。現(xiàn)今,閩南呂惠卿一族的后裔尚以“文獻傳芳”作為他們的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