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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對話沈丹陽：中國依然需要“開放”

記者 郭麗琴 發(fā)自北京

第一財經：你回到高校主要是個人選擇還是組織安排?建智庫主要方式是什么?有何具體目標?

沈丹陽：這件事醞釀了比較長的時間，可以說是個人意愿與組織安排相結合而成的，廈門大學和商務部都支持，認為這是件好事，所以我是經組織批準正式調動的，并非“辭職”。

我負責籌建的兩個“中心”，都是新型高校智庫，今后可能更多的是做資源整合式的研究，會盡量吸納本學校以外“官、產、學、研”的各類優(yōu)秀人才參加。這類研究人員，并不把關系轉入“中心”，而是以短期兼職參與由“中心”牽頭的課題和項目研究為主，需要吸納很多社會力量參與。我并沒有給自己設定很高的研究目標，還是一步步來。目前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要得到各級政府決策部門的認可，真正為國家發(fā)揮作用，不能只是把目標定在學術期刊上發(fā)發(fā)論文或出幾本書。

第一財經：經過這些年在中央和地方從事與政策研究相關的工作，你認為最難的問題是什么?

沈丹陽：做政策研究有點像當醫(yī)生，需要發(fā)現(xiàn)病癥——判斷頭疼腦熱是否感冒發(fā)燒;需要分析背后原因——是吹風著涼還是感染了病毒;之后就得開藥。如何開出既能治標又能治本的藥方，就是最難的。

具體來說，現(xiàn)在最難或者說最不容易研究透的問題，基本都是體制性問題。既要改革，又不能照搬照抄人家的東西，如何走出中國特色的改革之路，就很不容易。

如何提出精準可操作的政策對策，也是難點。舉一個例子，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外貿高速發(fā)展，成就舉世公認，但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發(fā)展中的問題。近十年來外貿政策有不少調整，包括限制性的和鼓勵性的政策，出臺過程中爭議其實都是不小的，如何根據(jù)形勢變化及時精確調整政策，化解“兩難”，很需要智庫的智慧，但實際上這方面來自各類研究機構有新意并且能管用的成果非常有限。

第一財經：為何考慮離開商務部，離開之后干什么?

沈丹陽：我其實一直比較喜歡從學者視角審視經濟工作。在職業(yè)的每個階段，都曾考慮過做學者的可能性。終于做出選擇，返回母校廈門大學教學并籌建新型高校智庫，一是國家需要，二是個人情懷，三是學校歡迎。

去年以來中央和中宣部、教育部陸續(xù)下發(fā)文件，號召建設新型智庫。為何中央高度重視新型智庫建設?因為國家很需要。這一點我有比較深的體會。雖然現(xiàn)在全國各類研究機構成果很多，但是在政策研究層面，包括頂層設計和具體政策措施上，普遍與政府部門實際需求還有不小的差距。

我本人對從事經濟研究一直有相當濃厚的興趣。在商務部機關工作之前，已經從事多年的研究工作。除了擔任近6年的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并兼任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我在國辦和地方工作時也做過大量政策方面的研究，承擔過很多政策研究課題，出版、發(fā)表過不少研究成果，也有相應的職稱。加上這幾年擔任商務部政研室主任，主要工作就是政策研究，所以我到高校做智庫工作，實際是一種回歸，那是我熟悉的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