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的追尋

　　1930年，梁啟超次子梁思永從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學、人類學專業(yè)學成回國，整理山西夏縣西陰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陶器殘片，試圖根據陶器不同部位形態(tài)的變化規(guī)律，用類型學的方法分析陶器造型的演變過程，進而揭示仰韶文化的傳播路徑，但苦于無法從碎陶片中復原出完整的陶器，只能無奈放棄。

　　1931年，梁思永主持挖掘河南安陽后岡遺址，不再使用安特生依照探測深度區(qū)分地層的地質學方法，而是采用以土色區(qū)分地層的考古學方法，發(fā)現后岡遺址包含殷商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前）三個文化層，互相之間有著清晰的地層疊壓和先后承繼關系。

　　1937年，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現代考古專家尹達（原名劉燿）經過分類研究，發(fā)現仰韶村遺址實際上包含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類型，否定了安特生關于仰韶村只有仰韶文化一種類型的觀點，動搖了安特生理論的基石。

　　更重要的發(fā)現在1944-1945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夏鼐，在發(fā)掘當年安特生發(fā)現的甘肅齊家坪遺址時，發(fā)現了以齊家坪遺址為代表的齊家文化（距今4000-3900年左右）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層學證據，徹底推翻了安特生關于甘肅青海史前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從中亞西來中轉站的觀點。

　　新中國成立后，夏鼐成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1954-1957年，夏鼐的學生石興邦主持對陜西省西安市浐河東岸的半坡遺址進行發(fā)掘，區(qū)分出屬于仰韶文化早期類型的半坡文化（距今6800-6300年左右），提示仰韶文化的源頭可能在陜西渭河流域一帶。

　　1958年，陜西省漢中市西鄉(xiāng)縣農民在深翻土地時發(fā)現石陶器物，經鑒定為史前文物?？脊艑W者隨即于1960、1961年跟進發(fā)掘，在李家村發(fā)現大量遠古石器、彩陶，后又在陜西省咸陽市下孟村發(fā)現彩陶缽、石斧等史前器物。

　　因李家村遺址和下孟村遺址類型在某些方面與龍山文化類似，大部分考古學家認為這兩處遺址晚于仰韶遺址，是仰韶文化的后續(xù)發(fā)展。只有夏鼐認為李家村遺址、下孟村遺址早于仰韶遺址，其依據是李家村遺址出土的圈足缽、直筒型三足器等獨特器物，在寶雞北首嶺和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早期遺址中也有發(fā)現，在造型上有前后承繼的關系。夏鼐為此專門撰文指出，“李家村文化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個比較可靠的線索”。

　　1973年，考古界公布李家村遺址第一批標本的碳-14測定年代數據，顯示該遺址年代晚于仰韶文化。但夏鼐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檢測標本可能有誤。后來果然發(fā)現，一線人員采集檢測標本時竟然將地層層位標錯。經過再次檢測，確定李家村文化年代為距今7000年以上，早于仰韶文化，考古學者終于在中國大地找到了比仰韶文化更早的文化遺存。

　　隨后，考古學者相繼在河南省新鄭市裴李崗村、河北省武安市磁山發(fā)現裴李崗·磁山文化遺存，在陜西省華縣老官臺、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發(fā)現老官臺文化遺存，年代斷定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遠遠早于仰韶文化遺存。其中，以老官臺文化與仰韶文化關系最近，成為仰韶文化的直接源頭。尤其是老官臺文化的彩陶，不但成為仰韶文化彩陶的濫觴，更是塑造了后世中國彩陶文化以紅色為主的色調風格。

　　一代代考古人對仰韶文化源頭的不懈探尋，印證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原創(chuàng)品格和本土性格。融會裴李崗、磁山、老官臺文化的仰韶文化，以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陜西東部為中心，在中國遠古大地上開枝散葉，發(fā)揚光大，輻射到東起河南東部、西到甘肅與青海、南達湖北江漢一帶、北至長城一線河套和內蒙古的廣大地區(qū)，演化為中國分布地域最為廣泛的史前文化，形成最初的中國一體化文化圈，成為厘清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考古實證依據。

　　（來源：中國青年報；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