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西來說”
仰韶文化以彩陶為重要特色，在對仰韶村遺址進行正式發(fā)掘前，安特生在查找彩陶考古資料時，注意到美國考古學者龐貝利，1904年在中亞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發(fā)掘安諾遺址的報告。
安特生發(fā)現，安諾遺址出土的彩陶與自己在仰韶村發(fā)現的彩陶的花紋樣式十分相像，于是有了仰韶文化從中亞傳播而來的假說，“以河南與安諾之器物相較，其圖形相似之點既多且切，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但他又一時無法打通仰韶遺址與安諾遺址在文化傳播上的地理鏈條關系。
為了驗證自己的假說，從1923年起，安特生開始赴甘肅、青海等地進行考察。他發(fā)現，甘肅、青海地區(qū)出土的彩陶，比仰韶出土彩陶工藝技術更為先進，卻很少見到代表中原文化的陶鬲、陶鼎等器物，且當時中國并沒有比仰韶彩陶更早的彩陶出土，而歐洲、中亞多有史前彩陶發(fā)掘。
安特生由此推斷出一條文化傳播路線：以彩陶制作為代表的早期人類文明，是先從西亞、中亞傳播到新疆、青海、甘肅地區(qū)，再逐漸傳播到仰韶等中原地區(qū)，與中原既有的鬲、鼎制作技術相結合，最終發(fā)展出既有陶鬲、陶鼎又有彩陶的仰韶文化。
安特生據此完成了“仰韶文化西來說”的理論推斷和“實物驗證”，隨后公開發(fā)表了他的觀點，在世界上產生極大反響。
由于仰韶遺址是當時中國發(fā)現的最早文化遺存，“仰韶文化西來說”的觀點進一步引申就會得出“中國文化西來”的結論。于是，論證仰韶文化為中國本土原創(chuàng)，弄清其發(fā)展流變過程，成為考古學者的重要任務，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深入推進的一個重要的內在驅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