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批評者認為，費孝通的“一體多元”理論不過是在“一個”與“多個”之間找了一種折衷的、彌合的“政治性說法”。但費孝通認為，根本問題在于，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是無法來描述“中國的民族”的。“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抄襲西方現(xiàn)存的概念來講中國的事實。民族是屬于歷史范疇的概念。中國民族的實質(zhì)取決于中國悠久的歷史，如果硬套西方有關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圓其說”。

　　費孝通還對自己晚年的轉(zhuǎn)變解釋說，“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時，突然意識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體這個秩序嗎？而他在中國成功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華民族。中國為什么沒有出現(xiàn)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蘇聯(lián)那種分裂局面，是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態(tài)。”

位于山東曲阜的孔林

　　顧頡剛與費孝通的糾結，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來改造中國的知識傳統(tǒng)，卻發(fā)現(xiàn)西方經(jīng)驗無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獨立于政治的西方學術，又發(fā)現(xiàn)西方的學術從來離不開政治。最后，他們都回歸到中華文明母體。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喪失了政治與文化話語權，“歷史中國”都是由西洋和東洋來書寫。兄弟手足對彼此的認知，都是由外來學術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漢族主義觀點認為“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有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則認為“滿蒙回藏非中國”。這都是當年“東洋史”的遺毒。

　　比如，有些史家試圖用“意識形態(tài)”來對標西洋史。當西方說“大一統(tǒng)”是專制原罪時，他們就將“專制”歸罪于元清兩朝。說漢唐宋本來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開明專制”，離西方不算遠，結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觀念”改造成了“野蠻專制”，明朝的高度集權是元朝軍事制度的殘余，中國沒產(chǎn)生資本主義是因為被清朝斷了萌芽。得出如此結論，是因為他們沒深入研究中國未能誕生資本主義的內(nèi)在邏輯。

　　比如，當西方認為中國因缺少“自由傳統(tǒng)”沒有發(fā)展出民主制度時，有些史家就開始論證，“農(nóng)耕文明”代表專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國早在13世紀就有了一個商業(yè)與律法之上的社會形態(tài)。他們沒弄清，“自由精神”的殊榮只屬于西方的哥特與日耳曼人，從不屬于東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鳩筆下，同樣是征服，哥特人傳播的是“自由”，而韃靼(蒙古)人傳播的是“專制”(《論法的精神》)。在黑格爾筆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臘羅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體東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歷史哲學》) 。

　　這些紛爭與攻訐，都來自于我們總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維的益處，卻也經(jīng)常受制于國際政治的裹挾。過去如此，未來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