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在仕途碰壁后，惟有以才藝自矜，自然最在意外人對自己藝術聲名的認可，因為這是對他一生付出的回報。其實名與利從來密不可分，特別是書畫家的名氣越大，收益也越大。

　　對于宋代書畫家米芾（字元章），后世印象最深的恐怕莫過于兩點：其一，藝術成就巨大，且影響深遠。明初著名文臣宋濂曾評說米芾書品：“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tài)傾倒，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諸如明朝文征明、徐渭、董其昌與清代傅山、王文治、翁同龢等等書法大家的作品，多少都能看到米芾的蹤影?，F(xiàn)代書壇名家啟功在親眼目睹其《研山銘》后，也嘆為觀止；其二，性情怪異、癲狂，乃至于可愛。如米芾遇見奇石，便拜倒稱兄。他還常穿戴古怪，出門遭到圍觀，卻神情自若，腔調(diào)清亮，故世稱“米癲”。米芾的這兩點固已成為鮮明的身份標識，尤其是后者更為世人津津樂道，無外乎感嘆其癡迷創(chuàng)作到了異于常人的地步，與現(xiàn)代西方印象畫家梵高之行為離奇相類。然而，這些行蹤背后的更多隱情，又有多少人能知解？

　　傳統(tǒng)社會最講究出身，米芾在這一點上存在明顯不足，家世既尋常，本人又無科舉背景，若僅憑書畫天分，他終究不過在民間出名，只能靠賣藝為生?；蛟S冥冥之中天意眷顧，米芾的母親有緣被召入尚居藩王之位的英宗府邸，侍奉夫人，說句俗話就是在王府做老媽子，米芾遂在少年時代隨母進入京城，大開了眼界。據(jù)《宋史·米芾傳》記載，神宗登基后，出于對米芾母親辛勞的酬謝，賜給米芾一個縣尉的官職，他由此從一介平民擠入仕途。不過，在宋朝進士出身的士大夫眼里，他的出身實屬卑微，由此做官者常被歸入佞幸之列，若要想在政界出人頭地并不容易。

　　米芾是個聰明絕頂?shù)娜?，自幼苦學書畫，旁及詩文，不僅弄墨成癮，也視其為一生的追求，這就不至于茫然混跡官場，落得揚短避長的下場。從各種史籍記載可知，米芾日積月累地臨摹前人名作，如他自述所稱“一日不書，便覺思澀”，同時更潛心揣摩其中要義。米芾在書法上尤其受益于王羲之、獻之父子的筆意，在繪畫上則吸納五代董源等人的意趣，終以特立獨行的書藝與“米點山水”畫風著稱于世。米芾還寫有《書史》《畫史》《硯史》及《論書》《雜書》等等著述，又以理論見識超越前人。令人感慨的是，“棋琴書畫”的技藝，在古代民間藝人身上常被稱作匠氣，擱在文人手里就成了修養(yǎng)。當米芾在書畫上施展才華并達到出類拔萃的境界時，便得到士林的接納，其書法成就竟與蔡襄、蘇軾、黃庭堅三位最著名的士人齊名，被后世并稱“宋四家”。米芾的文字功夫看來也不同尋常，當年，宰相王安石還摘取米芾的詩句，寫于自己的扇面上，就連蘇東坡看到都頗為欣賞，他就此愈發(fā)出名。由此可見，生逢崇文時代的米芾，其天資、勤奮、執(zhí)著、機遇與士人身份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都造就了他一流藝術家的聲譽，從而成為彼時文人雅士結交的對象。

　　但凡世人癡迷于某物，必欲占有，動情至深，則往往積習成癖。米芾既專情于書畫，揣摩日久，自然也精通鑒賞。由鑒賞而至收藏玩賞，便成為米芾最大的癖好。米芾收入豐厚，有條件收藏，加之不遺余力甚或不擇手段地搜集古董字畫，遂以收藏之精聞名于世。

　　有關米芾收藏的趣聞，散見于宋代官私記載。據(jù)蘇軾在所寫筆記中記述：自己曾懷疑米芾收藏的前代書帖真?zhèn)螀?。某日，蘇軾與友人一同去米芾家拜訪時，米芾展示出王羲之、獻之父子及懷素等人的名帖十余幅，蘇軾這才釋去疑心，明白他平日拿出的贗品是應付俗人之用（此事載于《四庫全書》本《東坡志林》，現(xiàn)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東坡志林》未收）。米芾為了獲得藏品，也做過梁上君子。據(jù)《清波雜志》反映，米芾曾借他人的古畫臨摹，因為他的畫技實在高超，其摹本竟與真作難以區(qū)分。米芾于是將原作與自己的摹本一并拿給主人，主人不明就里，取回的往往是其中的贗品，他就此增添了不少藏品。由此可見，古今某些名家偷天換日的惡習，在米芾身上亦未能免俗。其實，生活上的潔癖與品行上的高潔并不一定相通，故若用高潔一詞稱米芾其人，就不免過矣。

　　據(jù)說，米芾有潔癖，有時為此又不得不放棄愛物。宋人筆記有條記載說，一位曾與米芾交往過的文臣后代提及一段往事：曾祖因與米芾私交甚好，凡有收獲字畫，隨他挑選拿走。某日，這位文臣來訪，米芾炫耀收得一方世間罕見的硯臺。來者卻稱米芾的藏品真假難辨，不過善于吹噓。米芾一聽立即去取，來客故意索要手巾擦手，做出一副恭敬的樣子。米芾得意地捧出名硯，訪客一面大加贊賞，一面要求研墨測試。水還沒送到，來客竟將唾沫吐在硯臺里磨墨，米芾一看大驚，稱此硯已被玷污，不能用了，只能送給來人。訪客本意是測試主人的潔癖，不曾想玩笑開過頭了。

　　米芾藝術活動的巔峰是在宋徽宗時代，當年他的作品不僅在社會上名噪一時，更得到了宮廷與達官貴人的賞識，可以說其身價罕有人可匹敵。這就值得玩味，因為此時正是北宋統(tǒng)治最腐朽、黑暗的末年，而米芾書畫的影響力卻能如此之大，便不能不引人深思。

　　作為官場中人，米芾的仕途并不得意，這大概是他最引以為憾的事。他從神宗時期入仕，又歷經(jīng)了哲宗、徽宗兩朝，除了幾任縣尉、知縣和小郡長吏之類的官職外，值得一提的便是書畫學博士，即朝廷書畫院的教官，最終的官階不過是禮部員外郎。米芾之所以如此，可想而知：一方面應與其不善政務有關，既然一門心思埋頭于創(chuàng)作天地，自然無暇顧及繁瑣的衙門事務；另一方面，米芾大概也不愿放下身段應酬凡夫俗吏，勢必加深了外人眼中的“癲狂”印象。這就難怪其始終徘徊于下僚之位。米芾最稱職的官位，就數(shù)書畫院的教職，不過這一角色歸屬技術官系列，通常受到政界主流的歧視，他也就無法獲得滿足感。米芾有時不甘心，還幻想獲得重用。據(jù)蔡京之子蔡絳的《鐵圍山叢談》記載，米芾曾經(jīng)給宰相蔡京及其他大臣投書，訴說自己在京師與外地做官，推薦的朝官不下數(shù)十人，從無人稱自己“癲”。這些書信內(nèi)容傳出后，被人笑稱為“辯癲帖”。其實世間事從來是一得一失，高明的藝術家與嫻熟的政客原本就難以一身兼容，事實上這兩類品質(zhì)還往往存在沖突。藝術家米芾的仕宦宿命如此，也就不足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