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篇中序跋類篇目還提供了豐富的文學(xué)批評史料。如嘉定時胡如塤注釋唐人盧仝《月蝕詩》，一句一字，必詳其所自出。其書雖已散佚，但《永樂大典》卷九○六載其《月蝕詩書》及《月蝕詩序》二文，對詩中“蝦蟆以微物托于月，而為月之害”主旨反復(fù)探討，以其猶“宦官以微類托于君，而為君之害”，誠為確論。另如宋末元初詩人陳杰，《宋詩話全編》摘其關(guān)涉詩論詩篇十四條，頗為零散。陳杰佚文《自堂存稿自序》，系統(tǒng)論述有宋一代詩歌，持“本朝詩不及唐”之論，認為宋之名家，不過據(jù)性情氣質(zhì)，宗唐之某家而已。對舍唐不學(xué)，反而學(xué)于《文選》者，在所摒棄；薄棄南宋中后期詩壇流行的江西末流、四靈等派。論詩要旨有兩端：一是宗杜，進而肯定宗杜之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拔出一代，自成三家”者；二是“有補于詩教”，崇尚“詩三百”之典范。則陳杰雖處江西末流之下，能遠宗《詩經(jīng)》、杜甫，近參黃庭堅、陳與義，詩風迥出時人，無愧劉辰翁“高處已逼山谷，而下者乃近自然”之譽。其他佚篇蘊涵史料雖多只言片語，也別有意義。如《永樂大典》卷八九九載詩歌《又和前人》，四庫館臣誤為宋仁宗朝胡宿所作，且詩有句“詩中活法無多子，眼里知音有幾人”，顯與“活法”理論始于南渡之際詩人呂本中之常識有悖。今考得佚詩乃南宋張明中所作，其人在呂本中之后，所以才能有“活法”之語。

　　佚文有詩文傳世作者之墓志，如《永樂大典》卷三一四八引徐良弼《陳博古墓志》、《永樂大典》卷二○二○五引陳恬《西臺畢仲游墓志銘》等，提供了這些作家生平的完整資料。如釋惠洪，周裕鍇先生曾撰《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翔實謹嚴。然韓駒撰有《寂音尊者塔銘》，周先生以不得見為憾。筆者告之此塔銘現(xiàn)存《永樂大典》卷八七八三，很是興奮。粗檢此文，其中所云賜號“寶抉圓明”、“十九歲”入東都等，與其他文獻不同；卒于“建炎二年五月甲戌”、“門人智俱等崇石為塔”等信息，也有補于存世文獻。謝表類佚文或佚篇末所載作者名銜也有類似功用。如李光佚文《知湖州到任謝表》《知洪州到任謝表》《知溫州到任謝表》《知婺州到任謝表》，四庫館臣誤輯入李正民《大隱集》，致使乾隆之后文獻均有李正民知洪州、湖州、溫州、婺州之誤。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佚篇的文獻來源揭示了《永樂大典》輯佚的特殊“基因”，具有垂范意義：須充分挖掘四種存在形態(tài)的“永樂大典本”文獻。其一是《永樂大典》殘卷及抄錄本。今人輯錄《永樂大典》佚篇，主要依據(jù)欒貴明所編《永樂大典索引》。但索引存在篇目遺漏及條目誤置等遺憾。鑒于此，輯錄時要通檢《永樂大典》各卷文本，逐條復(fù)查、查考文獻時代。且索引編成后，不斷有《永樂大典》殘卷被發(fā)現(xiàn)，如二○一四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殘卷三卷，即可得宋人佚文1篇、佚詩160首、佚詞12首，足見新發(fā)現(xiàn)殘卷的寶貴。其二是“永樂大典本”別集未散佚的原本。清人據(jù)《永樂大典》輯錄的宋集，有尚存散佚前舊本殘卷者。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張元干《蘆川歸來集》十六卷，可得佚文43篇。其三是四庫館稿本、錄副本、諸閣《四庫全書》本、早期私家抄本及刊刻本等?！端膸烊珪肪幾脒^程中，四庫館臣輯佚宗旨及理念時有調(diào)整，同一輯本內(nèi)容處于動態(tài)變化，以致編書不同階段產(chǎn)生的各種“中間本”，與《四庫全書》定本間，有大量異變。繕寫時間越早的版本，越接近編纂時所據(jù)底本。諸閣本間有不同，如文淵閣本宋祁《景文集》六十二卷，而文津閣本六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有詩文481篇，文淵閣本未收；閣本與四庫館底本有不同，如文淵閣、文津閣本王安禮《王魏公集》均為七卷，而國家圖書館藏四庫館稿本為八卷，卷七“雜著”類54篇為閣本整卷刪去；閣本與早期民間抄本及刻本不同，如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靜遠軒刻本孫應(yīng)時《燭湖集》，以四庫館臣邵晉涵抄本為底本刻成，較文淵閣本多文37篇。其四是清人所輯其他大典本四部文獻。如清嘉慶時徐松輯史部著作《中興禮書》及《續(xù)編》存佚詩159首，《宋會要輯稿》存佚詩18首。當下各類《永樂大典》佚文佚書的輯佚及整理，均當注意此一“基因”，方能臻于完善。

　　《光明日報》（ 2018年12月1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