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
“海上詩人”八年游歷220個國家地區(qū)
因為能讀書識字，汪大淵很快就在一支船隊找到了活干。船老板主要做絲綢和瓷器轉(zhuǎn)賣生意，他了解到汪大淵不但喜歡遠游，而且還會寫詩，高興地說自己的這支船隊有一位“海上詩人”啦，于是專門安排汪大淵干清點貨物、登記造冊的工作，算是對他的特殊照顧。
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了，1330年的一天，泉州港依然忙碌而繁華，遠處蔚藍色的大海安詳而寧靜。年僅20歲的汪大淵就要出海了！
為了這次出海，他已經(jīng)提前完成了所有準備工作。隨著第一縷晨曦掠過海面，他早已站在了大船的甲板上，迎接旭日升起。他看上去很平靜，就像眼前的海面，但他的內(nèi)心，早已翻騰著巨浪，亦如大海深處。
出發(fā)了，帶著對遠途的憧憬出發(fā)了。
這一走就是五年。
五年的時間里，汪大淵跟隨船隊經(jīng)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橫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后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后再橫渡印度洋回到斯里蘭卡、蘇門答臘、爪哇，到澳大利亞；再從澳大利亞到加里曼丹島，經(jīng)菲律賓群島，最后返回泉州。
一年多以后，汪大淵和他所在的船隊備齊了商品和貨物又一次從泉州出發(fā)了。這次他們游歷了南洋群島，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峽及澳大利亞各地。兩年后返回泉州。
兩次出海，共計八年，他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各地共游歷了220個國家和地區(qū)，全面考察了那里的商貿(mào)和社會情況。這是多么廣闊的游歷范圍，他又經(jīng)受了多少艱辛和風險！
有學者曾繪制一份唐宋以來南海的沉船圖，研究發(fā)現(xiàn)僅南海就有2000多艘沉船。2000多艘，那葬身海底的人又有多少？這是一個不敢深想的數(shù)字。在“南海一號”沉船中，出土文物達18萬件……
記錄
“東方馬可·波羅”筆下的大千世界
既然父母取名叫我“煥章”，那就寫寫吧，把自己游歷過的“汪洋大淵”寫成“煥麗的文章”。
從出海的那刻起，汪大淵在心中就有一個計劃：像古代先賢一樣，把自己的游歷見聞寫下來?，F(xiàn)在人回來了，這便是當前最重要的事。于是，汪大淵開始了專著《島夷志》的撰寫。
當時，泉州官府也正在修地方志，主修方志的負責人吳鑒，因考慮到泉州具有海關(guān)、航運、外貿(mào)的職能，按照“諸蕃輻輳，不能無記”的原則，就將《島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續(xù)志》中，作為附錄。
后來汪大淵回到故鄉(xiāng)南昌，將《島夷志》節(jié)錄成《島夷志略》，在南昌印行。
再后來因為戰(zhàn)亂，《島夷志》一書大部分散失，明朝后終于失傳，僅存《島夷志略》版本得以流傳，這成為今天關(guān)于汪大淵本人的唯一直接史料。因此，汪大淵也成了一位神秘人物。
他19歲之前什么情況？不知道！他30歲之后的人生什么情況？也不知道！即使19歲到30歲這段時間的信息，也只是來源于他著作中的只言片語，此外皆為盲區(qū)。
毋庸置疑的是，前后兩次八年的遠行，這位商船上的特殊船員，把自己成功地塑造成一名卓越的社會地理觀察者，并一舉躋身世界旅行家的行列。
汪大淵首先是一位勤奮的人。從現(xiàn)存1萬多字100個篇章的《島夷志略》看，在漫長的旅行中，汪大淵必然是勤勉自律的。他每到一地，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便會詳細地記下當時人們的生活、文化、物產(chǎn)等情況。書中多達220個國名、地名，90多個國家的山川險要、方域疆土、土特物品和民情風俗，范圍包括南亞、西亞、東南亞以至東非廣大地區(qū)，以及有名有姓的華僑，如果沒有及時的筆記，僅靠記憶，怎么可能完成？
因為勤勉、及時，也就更能做到真實。
汪大淵說：“皆身所游焉，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這是古今中外所有旅行家對自己傳世文字的根本撰寫原則，法顯、玄奘、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徐霞客無不是如此。
當時泉州的地方官、詩壇名宿張翥說：“汪君煥章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采錄其山川、風土、物產(chǎn)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夫貿(mào)易用之所宜，非親見不書，慢信乎其可征也。”
還有一個重要人物也證明汪大淵的旅行是親歷的，那就是明代隨鄭和一起下西洋的航海家馬歡。馬歡在《瀛涯勝覽》序言中說：“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感慨然嘆氣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譯番書，添被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后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因年代久遠，資料遺失不全，汪大淵和他的《島夷志略》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然而，是金子總是要發(fā)光的?！秿u夷志略》不僅在元朝屬于罕見的著作，足以躋身當時世界地理名著的行列，就是到了今天，也被學者視為一部重要的游記作品，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島夷志略》不僅被現(xiàn)代人評為影響中國的100本書，而且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重視。自1867年以來，該書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流傳，被公認為對世界歷史、地理的偉大貢獻。汪大淵本人也因此被西方學者稱為“東方馬可·波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