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約5000年前，滿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向黃河中游聚合，文化碰撞，社會變革，華夏文明在這里綻放。從4300年前開始，黃河中游晉陜大峽谷兩岸，河汾之東，陶寺人夯土建都；陜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雙城隔河遙望，南北呼應(yīng)，并峙數(shù)百年……

　　近日，“黃河文明的標識——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展亮相山西博物院，陶寺和石峁兩大遺址出土文物同場展出，講述黃河文明的悠久燦爛。此次展覽也是石峁遺址正式發(fā)掘以來首次大規(guī)模展出，石雕、骨簧、陶鷹、玉鉞等珍貴文物，為觀眾揭開了石峁古城的神秘面紗。

　　堯都陶寺的禮樂之光

　　“黃河文明的標識”展由山西省文物局、陜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辦，山西博物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館）、神木市石峁遺址管理處（石峁遺址博物館）、臨汾市博物館、延安市文物研究所承辦。展覽分為“帝堯之都”和“王者圣城”兩部分。“帝堯之都”主要展示陶寺遺址出土文物，并以文化相近的臨汾下靳墓地和芮城清涼寺墓地文物輔展。

觀眾欣賞陶寺彩繪龍盤。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考古發(fā)掘面積近300萬平方米，是距今4000年前后黃河中游規(guī)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遺址清理出宮城、貴族居住區(qū)、普通居民區(qū)、王陵區(qū)、禮制建筑區(qū)、倉儲區(qū)、手工業(yè)作坊區(qū)等功能區(qū)域，發(fā)掘墓葬千余座。陶寺遺址的歷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內(nèi)涵等，與史籍所載的“堯都”吻合，因此學界普遍認為，這里就是帝堯之都。

　　此次展覽展出了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磬等精美文物。展廳里，一件彩繪龍盤吸引了很多觀眾駐足觀看。陶盤上的彩繪蟠龍，身體飽滿而外張，頗具威嚴氣勢。“上古時代的文物有不少呈現(xiàn)龍的形象，到陶寺文化時期，龍真正成為國家形象的代表。彩繪蟠龍盤與一批禮器性質(zhì)的重器同出于大墓，說明在這個處于中國早期國家形態(tài)的社會中，將龍作為崇拜的圖騰。”山西博物院副院長張慧國說。

　　彩繪龍盤旁邊，陳列著一件由泥質(zhì)灰陶燒制而成的土鼓，器表飾有繩紋、三角紋等紋樣。張慧國告訴記者，陶寺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樂器，由特磬、土鼓和鼉（音“駝”）鼓組成的樂器套組，具備了禮儀樂器的功能，是陶寺禮樂文明的重要代表。

　　展覽中還能看到著名的朱書扁壺。在陶片拼成的扁壺殘件上，有兩個朱紅色的字符，其中一個與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字極其相似。朱書扁壺的出土表明當時社會已經(jīng)出現(xiàn)早期文字。

　　精致的玉神面也是頗受觀眾喜愛的文物。這是一件祭神的禮器，造型典雅，神態(tài)安詳，玉質(zhì)瑩潤，彰顯出墓主人不同尋常的尊貴身份。“陶寺玉器是陶寺禮器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用玉制度受到同時期文化影響，其中玉琮、玉璧受到良渚文化影響，玉鉞與雙孔刀有黃河下游地區(qū)的文化因素，玉神面與江漢一帶的玉人相似。”張慧國說。

　　豐富的區(qū)域性文化交流是中國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推動力。陶寺文化吸納草原大漠的游牧文化、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農(nóng)耕文化，在碰撞與交融中，將東西南北的多元文明基因植根于晉南，繁衍出中華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