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末年

平定臺灣龍顏大喜親自題寫四通碑文

　　走進南普陀寺的山門，一眼就可以看到移到新址的碑亭，四通御制碑用玻璃裱裝起來，“這個太珍貴、太漂亮了，是閩臺關(guān)系的重要文物。”看著眼前的御制碑，何老不禁感慨。

▲乾隆皇帝

　　四通御制碑分別為《御制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記事語》、《御制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御制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和《御制?？蛋沧鄨笊芮f大田紀(jì)事語》，由廈門海防分府劉嘉會督造，分別鐫刻為四通豐碑，每通碑的正反兩面各刻以滿漢文字，置于飾有琉璃瓦的碑亭中。

　　“原來御制碑是以赑屃為座，瞧，就是那兩只。”何老指著碑亭前的兩只赑屃（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神獸”）。

▲乾隆御制碑前的赑屃

　　這四通御制碑的碑文，是如今影視劇中的紅人——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歷為炫耀鎮(zhèn)壓林爽文、莊大田反清起義的武功親自撰寫的，寫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何老介紹，乾隆皇帝對鎮(zhèn)壓林爽文起義的“武功”沾沾自喜，認為這次“臺灣戡亂”的意義足以和他在位前期的“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三件大事相伯仲。因此，在廈門留下了這四通御制碑。

　　值得留意的是，該碑文還記載當(dāng)年臺灣的吏治隱患。“臺灣遠隔重洋，從前升調(diào)之員皆視為畏途，后來島上物產(chǎn)豐饒了，又把它當(dāng)作樂土，原因是官場腐敗滋生。乾隆皇帝看到?？蛋驳热舜騺淼男蟾?，龍顏大怒，表示要‘嚴(yán)加懲治，以儆官邪’。”何老指著碑文介紹，“類似這樣的記載碑上還有一些，可見這四通碑刻除了涉臺的現(xiàn)實意義，其史料價值也不可等閑視之。”

清朝后期 香火旺盛多次大修，北洋水師都來捐錢

　　彼時，鴻山之下的鎮(zhèn)南關(guān)尚未有馬路，南普陀寺交通最不方便，但仍不斷得到官府帶頭的倡修，香火比其他寺廟還旺。“其實都得益于那四通御制碑，沾了‘皇恩浩蕩’的光”。”何老說，“封建專制社會皇權(quán)至高無上，御制碑就是圣跡，守土官吏哪敢不時時加以呵護維修？”

　　于是，御碑所在的寺廟自然得到官府的“愛屋及烏”，屢屢得到捐資倡修。這等“恩澤”，別說廈門，就是閩南各地的名寺古剎也是望塵莫及的。

　　何老介紹，南普陀歷年寺廟規(guī)模較大的重修，都見諸現(xiàn)存的石碑記載，其他小修小補，則沒有記載。

▲乾隆御制碑廊

　　第一次動工是在碑亭建好之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劉嘉會重修的原因是發(fā)現(xiàn)原先的規(guī)劃欠妥，御碑亭與寺廟“勢聯(lián)而形弗貫”，“無以昭敬謹(jǐn)而肅觀瞻”，自己出錢請人鋪平場地，同時還為御碑亭設(shè)置圍欄。

　　第二次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興泉永道胡世銓修葺了御碑亭，覺得不相對稱，所以又和福建水師提督哈當(dāng)阿聯(lián)名倡修南普陀寺，發(fā)動在廈的“文武各官以及紳耆士商等”，使之兩者相配。

　　第三次是同治四年（1865年），這一次是因為湘軍郭松齡部到閩西南圍剿太平軍殘部，駐軍南普陀寺內(nèi)，五千人馬同時擠在一起操兵練武、吃喝拉撒，把佛寺弄得一塌糊涂，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興泉永道曾憲德不得不出官帑給予修葺。

　　最后一次大修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起因也是閩浙總督楊昌浚到廈門“較藝”發(fā)現(xiàn)御碑亭“榱題中朽，不絕如縷”，帶頭認捐，并令興泉永道奎俊連帶南普陀寺廟一起大修。結(jié)果閩南各州、縣的大小官員，福建水師駐守閩南各汛地的營將，甚至“北洋水師各鐵甲兵船”也爭著解囊，廈門的“十途行郊”、“洋藥”（鴉片）商和其他富商更是不甘落后。這回共捐得銀子“九千零六十九兩二錢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