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何能走出安全困境？

　　無論從政治、經(jīng)濟、安全還是意識形態(tài)維度看，中美關系都是一對非常復雜的雙邊關系。按照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新興大國崛起會造成對現(xiàn)存大國的挑戰(zhàn)，現(xiàn)存大國一定會遏制新興大國，雙方都對彼此有一種恐慌感，這是大國的安全困境。

　　隨著中國崛起，大國興衰的故事歷史性地輪轉到了中美兩國，雙方開始陷入某種安全困境。較之歷史上的大國興衰，中美之間多了幾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制之爭以及東西方文明沖突的色彩，使得中美關系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大國興衰都更深刻復雜全面，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更深遠。

　　中美處理好彼此的安全問題，對于堅持和推進國際社會的共同安全有重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12月11日第二十六次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專門談到堅持推進國際共同安全，這是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有別于西方主要國家安全道路的鮮明特征，也是中國崛起有別于歷史上的大國、有別于一些西方國家崛起的鮮明特征。中國始終把自身安全和國際共同安全放在一起思考，不搞本國第一，不忽視別國的安全。

　　堅持推進國際共同安全絕非是中國在喊口號。全球已進入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時代，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只要一個國家未徹底根除疫情，其他國家就不能松懈。一國安全只有與國際共同安全放在一起思考才會有出路，這符合中方所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如果不深刻理解中國和平發(fā)展道路、總體國家安全觀等中國特色的外交理論、安全思想，美國就無法看懂中國，也就無法走出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而這需要美國戰(zhàn)略界人士摒棄冷戰(zhàn)思維、擁有開放包容胸襟，對此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人類生活在全球化、網(wǎng)絡化、多極化時代。中美應該也完全可以走出安全困境，跳出大國權力轉移的“歷史周期率”，走一條共同發(fā)展、和平相處的新路。

資料圖：中國國旗和美國國旗。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什么是中美關系的理想框架？

　　多年來，美國在對華戰(zhàn)略溝通過程中傾向于不愿多談雙邊關系大框架，總傾向于直接解決具體問題。但過去幾年的實踐表明，如果雙方過于拘泥具體問題，不談框架和格局，關系發(fā)展反而容易陷入困境。拜登團隊執(zhí)政后，中美應努力為構建長期和平穩(wěn)定的雙邊關系框架找到破局辦法。

　　圍繞未來應如何構建雙邊關系框架，中美兩國已出現(xiàn)很多討論。有人用“戰(zhàn)略競爭”，有人用“競爭與合作”，但大體都圍繞競爭二字做文章。但無論競爭還是競合，無非是對兩國關系狀態(tài)的描述，不是對關系框架的設定；戰(zhàn)略競爭更不足以概括中美關系的復雜性。迄今為止，基辛格博士的“共同演進”論最具積極意義和建設性，坎貝爾提“競爭性共存”也不失為一種可供探討的思路。但這些提法仍未超越習近平主席2013年同奧巴馬總統(tǒng)會晤時提出的“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14個字。

　　中美在新時期探討建立關系框架，有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框架在當前階段有新的內(nèi)涵和意義。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框架比上述框架更理性、更前瞻、更符合現(xiàn)實。

　　此前美方對其中“相互尊重”一詞不以為然，理解過于狹隘。其實相互尊重不完全針對一件件具體的事，而是強調以相互尊重的態(tài)度和精神去處理雙邊關系。在經(jīng)歷了過去8年的競爭與合作后，美方對“相互尊重”應該有了更多認識，拜登也開始主動談要相互尊重了。而所謂“不沖突不對抗”，則與美方提出的“競爭性共存”有共通之處。這說明，新型大國關系的框架在經(jīng)過了一段時期的起伏之后，在當前階段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新型大國關系”總體立意是積極的，且具有某種塑造意義。中美目前要做的，是為這一框架構建填充實實在在的內(nèi)容，比如實現(xiàn)中美雙方話語的對接、找到更多利益契合點等，而不是過度聚焦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百年馬拉松”等陳詞濫調或經(jīng)不起推敲的所謂理論。

　　比如，中美雙方應加強危機管理，深化和細化各類機制的建設，就各自最關切的戰(zhàn)略性問題進行直接溝通，以減少誤判增信釋疑；妥善處理中美關系中的“第三方因素”等。

　　為推動框架建立，中美之間需開展高層次的戰(zhàn)略對話。此次安克雷奇對話聚焦戰(zhàn)略安全，料將涉及宏觀性、深層次戰(zhàn)略性問題，這有利于雙方從戰(zhàn)略層面確認彼此意圖，為雙邊關系框架構建提供契機。

2019年聯(lián)合國氣候大會，中國代表團發(fā)言現(xiàn)場。玉田 攝

　　中美應做哪些戰(zhàn)略性思考？

　　為推動雙邊關系重回正軌，中美有必要就未來關系做戰(zhàn)略層面的重新定位和思考。當務之急是處理好“三條線”。

　　一要設定底線。人和人之間交往有底線，國與國之間更應如此。美國上屆政府給中美關系帶來很多無底線的“毒性”傷害，不符合中美兩國利益，雙方應嘗試一起“消毒”。比如，美方對兩國人文交流設障、對公司甚至個人施加惡性制裁等粗魯做法，應及時叫停止損。

　　二要明確紅線。尤其是臺灣問題。近年來臺灣問題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有從中美關系最核心、最敏感問題演變成一般性、非敏感性問題的趨向。過去4年美方從立法、軍售、高層互訪等各方面突破了中美過去幾十年達成的戰(zhàn)略默契或共識，再往前走將極其危險。中美雙方要重新把臺灣問題放在戰(zhàn)略高度重新確認，美方必須從言和行兩方面將一個中國原則落到實處，否則中美關系無法往前推進。

　　三要劃出界線。雙方應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重新劃出“互不干涉內(nèi)政”的界線，比如在涉港、涉疆等問題上，美方言行應有分寸感，政策應恪守一定界線，不可隨意“越界”。

　　除以上三“線”，中美還應尋求“三個點”。

　　一是出發(fā)點。中美關系必須立足國內(nèi)，拜登提出“中產(chǎn)階級外交”，習近平主席提出“以人民安全為宗旨”，表明雙方必須以服務本國人民、服務彼此內(nèi)政作為推進關系的出發(fā)點。美國要了解中國的“雙循環(huán)”和“十四五”，中國要把握美國國內(nèi)政治社會的新變化。

　　二是著力點。著力點應在雙邊關系之外，即國際層面，中美作為兩個大國，需要在更大的天地尋找共同利益空間，比如聯(lián)合抗疫、應對氣變、共建國際秩序等。中美交往的歷史經(jīng)驗證明，當兩國真正把全球性事務擺在重要位置時，往往能找到更多合作機會，也有助于把雙邊分歧降在更可控范圍。反之，如撇開全球性問題不談，只盯著雙邊分歧矛盾，問題就會被放大。

　　三是沖突點。必須確保那些最容易引起沖突的問題可控，否則一切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