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下，5000元起征點對應的稅前收入，大概在7000元左右，這個水平在內陸地區(qū)是中等收入，在沿海大城市就只能算著是中低收入，扣除必要的基本開支之后，幾乎所剩無幾了。

2017年不同地區(qū)不同崗位就業(yè)人員月平均工資（元/月）

雖然本次修正案中，各地起征點的標準一樣，但是專項附加扣除的標準卻可以因城而異。

眾所周知，一線城市的教育支出、大病醫(yī)療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相對更多。未來的專項附加扣除，只要不是全國統(tǒng)一額度標準，就會根據實際的支出標準有所差異。

以住房貸款利息為例，允許全額扣除的話，肯定能夠緩解一線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壓力；即使是采用一定的面積扣除標準，也能夠體現(xiàn)出城市之間的生活成本的差異。

第二個亮點，體現(xiàn)家庭差異。

此前的個稅主要錨定在收入端的差異，即收入越多繳稅越多，忽視了支出端的差異。

此次改革，將家庭的實際固定支出也納入抵扣，這樣的納稅基礎，是將收入扣除社保費用、扣除5000元基本費用、再扣除三大類固定支出，之后剩余的部分才是個稅的征收對象。個稅也真正意義上回歸了其“可支配收入”的屬性。

因此，一些高收入、高負擔的家庭，也會因此項改革而獲益，從而對家庭之間的實際可支配收入進行再調節(jié)。

雖然此次改革還建立家庭聯(lián)合申報制度，但是專項附加扣除的納入，也在實質意義上邁向了家庭征收模式。

最后，體現(xiàn)了個體差異。

此前的個稅是按照11類收入來源，采取分類征收的模式，不同收入來源之間的個稅是分割的。這意味著兩個總收入完全相同的個人，也會因為收入來源結構的不同，而承擔不同個稅負擔。

例如兩人總收入均是5萬，一人的收入全部來自工資薪金，另一人的收入中有一部分來自于勞務所得，前者的負擔就會大于后者。反過來的情況同樣成立，如果兩人扣除社保后的總收入在5000左右，則勞務所得的構成反而會增加稅負。

此次改革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4項勞動性所得，統(tǒng)一并入工資薪金的7級累進稅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出個稅的累進性。

其中，受影響較大的是在多處取得收入的群體，合并之后的稅負會出現(xiàn)明顯變化，有利于個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

 現(xiàn)行工資、薪金所得適用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表

難點

所有的難點都在宏觀層面，而不是實際操作層面。

此次改革總體上是邁向了減稅的大方向，但是考慮到個稅的特殊地位，大幅度的減稅會產生更多的難點。

第一個難點，是個稅納稅人數大幅度減少。

中國現(xiàn)階段的個稅納稅人數很少，2015年的人數大概是3000萬，考慮到近年來的通脹和征管雙重因素，納稅人數應該在5000萬左右。

這次起征點上升1500元，提高到5000元，納稅人數下降應該非常明顯。在2011年將起征點由2000提高到3500時，當時納稅人數就從8400萬下降到了2400萬。

況且，本次改革稅前扣除的增加，實際上導致起征點進一步上升。假定家庭平均的三大專項附加扣除為5000元左右，這等價于實際的起征點為10000元。考慮到前次起征點導致納稅人數降為1/3，此次改革將導致未來的個稅納稅人數減少到2000萬以下。

如果納稅人數僅有2000萬，個稅的角色就非常尷尬。此時的累進性再強，也僅能影響這2000萬人口，其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功能就不那么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