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小孩，又沒有什么病，突然整個腿沒知覺，這誰能受得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這么快！”

　　2012年7月1日，沒有任何征兆，王家被惡魔選中了。

　　這天中午12點，8歲的小喆在院子里玩沙子。突然，他倒下了，站起，走了幾步，又倒了，這回站不起來了。陳女士聽到喊聲，趕緊把兒子抱回房間躺下，“一摸腿，沒感覺”。

　　王紅軍和陳女士2011年已經離婚，原本，兒子是趁暑假到媽媽家生活幾天。

　　“她給我打電話，說小孩病了，正送往伊犁州的醫(yī)院。”收葡萄時節(jié)將近，王紅軍在地里綁枝條。他放下繩子就往車站趕。

　　在伊犁州，醫(yī)生用小錘敲了敲小喆的膝蓋。一錘，兩錘，腿沒反應。再摸摸肚子，還有知覺。

　　醫(yī)生拿起黑色碳素筆，在小喆大腿處標了一道1厘米長的橫線。每隔一段時間，醫(yī)生用10厘米金屬棒在小喆的皮膚劃一劃，重新標記沒觸覺的地方。

　　被抬進重癥監(jiān)護室的小喆，頭疼、腹疼、背疼，但一拍片子，頭顱、肝膽、雙腎等器官完全正常。

　　“好好的小孩，又沒有什么病，突然整個腿沒知覺，這誰能受得了？我腦子里想很多，想怎么會這樣子，我到處問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這么快！”想起當時的場面，王紅軍語無倫次。

　　陳女士也難過：“小孩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愿意讓事情發(fā)生嗎，我會不好好照顧嗎？”

　　“他臉色蒼白。我很難受。”王紅軍眼皮下垂，表情回到了那個“只能發(fā)呆，只能等”的夜晚。

　　他坐在門外，一刻也沒有睡著，不時起身趴在監(jiān)護室窗戶上。他知道，其實這看不到什么。

　　天亮了，小喆體溫由36.5攝氏度一路飆升到38度。他的咽部已經充血，大小便也失禁了。

　　橫線開始移動，沒知覺的地方上升了。醫(yī)院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書，這距病發(fā)不到一天。

　　病歷的用詞一個比一個扎眼：“患兒在住院期間隨時可能病情發(fā)展，出現呼吸肌麻痹，出現呼吸抑制，死亡可能。”

　　父母決定馬上送兒子去烏魯木齊。車主堅持人滿才發(fā)車，王紅軍一咬牙，把全部座位都買了。

　　從此地去烏市將近10個小時。擔心司機犯困，他們不斷聊著天。司機問小孩怎么回事，誰也答不上來。后座上，小喆躺在媽媽身旁，插著尿管，直喊背疼。

　　7月3日早上5點8分，烏魯木齊一家醫(yī)院收治了小喆。

　　橫線逐漸爬到肚臍以上了。家人又被塞了兩張病危通知書。

　　“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嗎？”醫(yī)生問。陳女士答沒有。王紅軍不知道醫(yī)生為什么問這個。

　　熬過28天，橫線終于停在了肋緣，與心臟只剩3根手指距離。醫(yī)生告訴他們，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現在病情穩(wěn)定，“沒什么可以治療了，雙腿只能做些康復訓練。”

　　曾經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他們繼續(xù)飛往北京。小喆已經沒法坐了，他下身沒有知覺，好像懸空著，如果不牢牢撐住座位扶手，身子就會下滑。

　　王紅軍嘆了口氣，當時，積蓄差不多花光了，機票錢都是借的。

　　這個37歲的男人第一次離開新疆。對于首都，他現在只記得醫(yī)院旁邊有些使館，還有各種膚色的外國人。而對于烏魯木齊，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曾在那當保安、后廚幫忙的兩年時光。

　　北京醫(yī)生也確診小喆患急性脊髓炎。他被問了同樣的問題：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嗎？

　　“沒有啊。”王紅軍查了家人拍照傳來的疫苗接種本，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

　　他所經歷的，一些人早已經歷了

　　留守新疆的家人幫忙賣了葡萄。這一年，全家收入五六萬元。王紅軍不知道，這是他們最后一次賣出好價錢了。

　　“疫苗”這個詞在他心頭揮之不去?；氐酱謇铮W校打聽，果然，一個老師說，上學期期末學生接種過腮腺炎疫苗，一支20元。小喆的爺爺奶奶也想起，“孩子說過要交20元，但沒說是干什么”。

　　2012年6月12日下午，這支由浙江衛(wèi)信生物醫(yī)藥有限公司生產的減毒活疫苗，順著針筒緩緩流進了小喆體內。接種是霍城縣政府組織的，據稱采取“知情、自愿、自費”的原則。

　　疫苗與孩子得病有沒有關系？高中只讀了一年的王紅軍沒有想到，接下來的一年半，他掉進了這個醫(yī)學漩渦。

　　拿到第一份“結論”是2013年5月，差兩個月就是兒子病發(fā)一周年。這張?zhí)ь^印著“伊犁州疾控中心異常反應調查組專家組合議結論”的紙，歪歪扭扭地手寫了12行字，結論為“與‘腮腺炎疫苗接種’無關”。

　　王紅軍上網搜索資料，意外找到一個疫苗異常反應患兒家長的QQ群。群友來自貴州、湖南、山西等地。

　　“沒想到有這么多人，兩三百人。哎呀，現在有473人。”2016年1月，王紅軍翻著手機叫出聲來。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只有這個群，還有一個醫(yī)療事故群，不斷彈著消息。

　　他所經歷的，一些家庭早已經歷了。在公益志愿者、貴州家長茍先芬的印象里，幾乎所有疾控中心都會先做鑒定，“結論多半是‘無關’‘偶合’”。

　　《南方都市報》也曾統(tǒng)計，接種疫苗后出現異常反應家庭，80%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無關。

　　“如果你認真寫，真的‘無關’，我也認了。”今天提起那張“結論”，王紅軍還忍不住提高嗓門，“就12行字，把兒子基本情況、病情抄了一遍，什么分析也沒有。”

　　活了快40年的他，突然連小孩日常姿勢要怎么擺都不明白了。小喆早先躺著，但他很快發(fā)現，尿漬經常淤在皮膚上，而且躺著不能干別的事。

　　后來，王紅軍在小喆床邊固定了兩個扶手，讓他抓住，撐起身子“坐”在床上，可沒一會兒就背疼。他又給小喆配了輪椅，可沒多久，屁股開始長起褥瘡。

　　兒子最終臥著。每天醒來，他頭一撇就可以看到電視。雙肘撐起上身，還可以看書、吃飯。久而久之，這個胖乎乎的少年，肘磨出了繭。

　　“整個家都毀了！”他的心被扎了一下。兒子成績一般，但未來，也有可能是一個大學生，是一個很有貢獻的人，“誰說農村的孩子永遠就在農村？”

　　5個月過去了，2013年10月，伊犁州醫(yī)學會給了王紅軍第二份鑒定。這次有8頁紙，他一頁一頁翻，末尾結論印著“屬于預防接種異常反應”。

　　這回，輪到疫苗生產企業(yè)不同意了。隔了4個月，新疆醫(yī)學會做了第三份鑒定，結論變成“不能排除異常反應”。

　　王紅軍拿起電話就問：“要么是異常反應，要么不是，什么是不能排除呢？”一個平靜的男聲答：“這是術語。”后來，又有人私下解釋：“不能排除有關，意思就是有關。”

　　他相信地掛了電話。

　　QQ群繼續(xù)有新家長入群，對話每次都在反復：鑒定是有關、無關、不能排除，還是偶合？小孩什么病，現在狀況怎么樣？王紅軍很少發(fā)言，“我不太懂”，他又對著報告琢磨，早知要接種這個疫苗，他肯定拒絕。

　　然而，誰都無法預料，“惡魔抽簽”會不會抽到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