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歐洲與美國肆虐蔓延，美國成為重災區(qū)，造成經濟增長下滑及失業(yè)率急速攀升，重創(chuàng)其國家競爭力及全球超級強權大國形象。反觀中國，因國家發(fā)揮緊急動員能力有效消弭疫情危機，防止進一步擴散，普遍贏得國際社會認同與贊賞。

　　  中國在疫情發(fā)生之初積極抗疫，為全世界爭取時間，本著人類共同命運一體的理念，攜手各國共同抗疫。而美國在疫情中應對處置不力，將近百萬余人受感染，不僅沒有對全球疫情發(fā)揮領導作用，反倒成為受疫情沖擊最嚴重的國家，重創(chuàng)其全球霸主形象及降低其領導威信與實力，削弱全球領導力，甚至認為疫情將導致全球“去美國化”。

　　  但也有人認為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并無受到影響，其地位依然堅固。提出美國在此次疫情應對失策源自于特朗普政府問題而非美國體制問題，美國的領導威信與領導實力皆不會因疫情受到嚴重削弱。

　　  無庸置疑，相對于中國在自身抗疫取得一定成效后，積極對外提供幫助形塑其負責任文明大國形象，而美國卻采取批判中國及世界衛(wèi)生組織做法，藉此轉移國內政黨及民眾對其疫情治理不力批判。美國因疫情初期處理不當，帶來極大損失，美國政治人物利用疫情災難指責中國，適逢美國總統大選年在疫情治理危機下轉移焦點卸責甩鍋中國，導致中美兩國原已惡化的關系更加雪上加霜。這呈現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不安，從而導致地緣政治激烈競爭，疫情肆虐可能會加劇中美的“脫鉤”，也影響中、美兩大國與其他大國的關系。

　　  首先，中美兩大國面對此波疫情防控處置所展現的能力、策略及成效，凸顯后疫情時代兩國綜合國力、國家競爭力及全球霸權國地位發(fā)展之分界線。中國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扮演者協助者、支持者角色，力圖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然因西方國家陷入疫情肆虐，各自為政、領導無方，為平息國內民情激憤以卸責，不斷以病毒來源地構陷中國，運用輿論丑化及形象污名化作為攻勢，例如在新冠病毒名稱“污名化”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批判“中國集權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崛起論”，在形象上標簽化中國公共建設、醫(yī)療衛(wèi)生水平落后；批判武漢封城及封閉式小區(qū)管理、限制交通運輸是“罔顧人權”。

　　  其次，美國結合各國向中國索償債務，并未獲得普遍響應，且欠缺國際法基礎。全美17個州的總檢察長，以聯名信的方式要求國會“問責”中國，其共同的身份皆為共和黨人。該信繼續(xù)指責中國隱瞞疫情，對美國各州及聯邦造成巨大損失。美國官員已多人曾將其疫情暴發(fā)的責任“甩鍋”給中國，指責中國隱瞞實際感染數量，傳播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實信息。密蘇里州東區(qū)聯邦地區(qū)法院起訴中國政府，該州總檢察長施密特也是這封信的署名者之一。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滿中國隱匿疫情，跨部會官員擬將規(guī)劃“報復性措施”，以懲治或向中國索賠疫情損失。

　　  中國政府則澄清早在1月3日，中方就已開始正式定期向美方通報分享有關信息；1月7日美國疾控中心和美國駐中使館就已發(fā)出赴武漢旅行的健康警告，1月25日美方宣布關閉駐武漢領館并撤出其人員。2月2日美國政府就已對所有中國公民和過去14天到過中國的外國人關閉邊境。美國試圖鍋甩給中國，讓中國成為最大的替罪羊，宣稱將向中國進行國際求償?；蛴姓撜咭詾榇似鹪V訟實為“純屬惡意濫訴”，有違基本國際法理。

　　  根據國際法上的主權平等原則，中國各級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權行為，并不受美國法院管轄。此類濫訴非但不利于美國國內的疫情防控，也與當前國際抗疫合作理念背道而馳。提出追償中國的訴訟實欠缺合理性，例如2019年美國H1N1在美爆發(fā)蔓延214個國家，釀致20萬人死亡；又艾滋病最先在美國傳出；2008年的金融災難源自美國引發(fā)全球危機等，上述疫情、病毒感染與金融災難皆源自美國，但國際社會并未向美國追討求償。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滿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于新冠疫情處置方式，質疑其過度親中偏袒中國，并指示暫停美國的財政支持，甚至批判秘書長譚德塞不適任要求其下臺。美國暫停世衛(wèi)組織的資助，可能弱化全球衛(wèi)生機構對疾病控制力；削減這些預算將使美國民眾及各國人民的的生命處于危險之中。若世衛(wèi)組織的疾病監(jiān)測中斷，則未被發(fā)現的疫情風險可能上升。因此，聯合國秘書長古雷斯及不少各國領袖并未追隨美國步伐，七國集團領導人視頻會議中做為輪值主席的美國遭到抵制，英法德義加等國咸認為此時不僅不是要減少WHO資源，反而呼吁各國應團結合作共同遏制新冠病毒，并表示對WHO支持與肯定，這對減少全球民眾在健康、生命及財產損失有所幫助。尤其是英國加碼捐助6500萬英鎊給WHO，不少國際媒體也批評特朗普的不當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