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講上海話的人越來越少，都差不多走光了”

上觀新聞：您1949年前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印象如何？

錢復：說老實話，非常好。我1935年出生在北平首善醫(yī)院，這是協(xié)和醫(yī)學院附設醫(yī)院。我們住的地方叫口袋胡同，父親在大學里教書。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我們在那年秋天從北平搬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園對面的福熙路模范村43號，這是一戶三層樓的聯(lián)棟房屋，是法租界內相當好的住宅區(qū)。我的祖父（錢鴻業(yè)）在上海特區(qū)地方法院擔任刑庭庭長，他很重視我們的教育，特意請了老先生到家里教我們《古文觀止》，當時我不滿三歲。（上海淪陷后，錢鴻業(yè)先生因不屈從于汪偽政府，被76號特務暗殺，作者注）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fā)，日本軍隊開進租界，他們是所謂的“關東軍”，不是占領東北的關東軍，而是來自日本關東、關西地區(qū)的關東軍，他們軍帽旁邊飄著兩塊黃布。那時候，我在古拔路（今富民路）的古柏小學讀書，同學們對日軍都十分畏懼，那時候哪個孩子不乖，一叫“關東軍來了”，馬上可以讓他們守規(guī)矩。

1945年8月14日晚，我們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許多親友都來到我們家慶祝。父親拿出了家中珍藏多年的、標簽上原用墨水筆寫的字都已經消失的一瓶1843年制白蘭地酒，和親友分享。

1949年，我們離開上海去了臺灣，直到2005年11月我才再次回到大陸。

上觀新聞：闊別一甲子再回大陸，您見了哪些人？

錢復：2005年11月我第一次回北京，見到了錢其琛先生。他親自在釣魚臺賓館大門口接我，然后一路陪我，他步履很慢。現(xiàn)在上海有個五四中學，在新閘路小沙渡路口（今西康路）。我們兩個是真正的同學，我說，那時我初一，你高三，你已經參加地下黨工作，常常跑到我們班上說“同學，今天不要上學回家”，我們一聽不上課可以回家，自然很開心。

他聽了哈哈大笑，說你的所有資料都在五四中學，你去上海一定要去看看。我回到上海的學校，學校招待得好的不得了，把我當年準考證、入學情況，通通都給我一份，我真的很感動。

現(xiàn)在我在臺灣也會講上海話。不過，那里講上海話的人越來越少，都差不多走光了，有的病在床上不能動了，有的耳朵聽不見了，所以只有回到上海，我才能講上海話。

上觀新聞：您兄弟三人成績斐然，這和父母教育有關嗎？

錢復：我們家里是父慈母嚴，父親是身教，他的話非常少，但是以他的工作方式、做人的態(tài)度，讓我們做子女學到很多。母親是個嚴母，就是要把我們訓練得方方正正，給你一個范圍，只可以在這個里面，不能出去，出去馬上要罰。

父親一生淡泊自持，沒什么嗜好，教書大概是他最喜歡的事，可惜他最后的33年擔任機關首長無法授課。他待人溫和寬厚，處事認真審慎，對于公私分辨得十分清楚，真正的一絲不茍。這點在我服公職的過程中，從父親那里學到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