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張治中(左一)

互相試探

1959年后，曹聚仁不再充當雙方聯(lián)絡(luò)人的角色。這一時期，中共也透過其他渠道、采取各種辦法開展對臺工作。

對臺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成員童小鵬回憶，這一段時間，與國共兩黨高層都有深交的張治中、傅作義、李濟深、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士分頭尋找線索和渠道，以把中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傳達給蔣氏父子和陳誠。

1959年，章士釗從北京到香港，通過關(guān)系向臺灣轉(zhuǎn)達了中共中央的建議。一種是暫時不談，雙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觸，如互訪、通郵通電，然后，通機通航;另一種是臺灣可擁有自己的地方政府、軍隊、黨組織，經(jīng)費可由大陸負擔，只要求臺灣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是，臺灣方面對此表示冷淡。”

1960年1月3日，周恩來與張治中、傅作義共進午餐，請他們致信陳誠。他說：“信中要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動以感情。我們寄予希望。將來他們必然回來，回來必有安排，這是必然性。”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確定了對臺灣問題的總方針：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

為使蔣介石了解中共的這一政策，5月24日，周恩來再次請張治中致信蔣介石，并要求信一定要送到蔣氏父子手中。

他要求信中要寫明中共四點對臺政策：“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臺灣必須統(tǒng)一于中國。具體是：一、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tǒng)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quán)、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陳誠、蔣經(jīng)國亦悉由蔣意重用;二、所有軍政及建設(shè)經(jīng)費不足之數(shù)悉由中央撥付;三、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征得蔣之同意后進行;四、互約不派特務(wù)，不做破壞對方團結(jié)之舉。”

廖心文告訴記者，她從有關(guān)人士處了解，臺灣當局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曾表示，他們不再派人到大陸“進行擾亂公共安寧和破壞地方秩序的事”，并稱，“進一步派人到大陸去談?wù)勈遣豢杀苊獾?，也是必須?rdquo;。

1961年下半年，美國邀請陳誠訪美。陳誠赴美前，周恩來請人提醒臺灣當局要加強內(nèi)部團結(jié)，即蔣、陳、蔣的團結(jié)，把軍隊抓在手里，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1962年，周恩來托張治中、傅作義、屈武寫信給臺灣當局，轉(zhuǎn)告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屈武給于右任，張治中、傅作義給蔣經(jīng)國、陳誠分別寫了信。

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再次致信陳誠，闡明中共對臺灣的處境與前途的意見。信中說：“今日臺灣問題之首要關(guān)鍵，在于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使臺灣歸回祖國。只要臺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臺灣領(lǐng)導(dǎo)人意見妥善處理。”信中重述了之前的4條對臺政策，這便是著名的“一綱四目”。

之后不久，周恩來又請有關(guān)人士轉(zhuǎn)告陳誠：“臺灣歸還祖國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quán)力，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均可由臺灣朋友自己來管。”

據(jù)童小鵬回憶，蔣介石利用中共的呼吁，派了一些人員來大陸摸底。有一次派了4個人來，3個到北京，1個駐香港。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了其中一些人。毛、周稱：這些人帶來了各種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是虛是實一時也判斷不清。我們要心中有數(shù)，以假當真，假戲真做，最后弄假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