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世界與混一天下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圣羅馬皇帝”的加冕。法蘭克帝國因為這一加冕變成“羅馬”了嗎？歐洲學界爭論了幾百年。史家們不得不承認，法蘭克對“羅馬繼承者”半心半意。查理曼曾說，他并不喜歡羅馬皇帝的稱號，假如早知道教皇想加冕，他就不會進入圣彼得教堂56。查理曼稱帝后仍保留了“法蘭克王和倫巴第王”的頭銜，在806年著名的《分國詔書》中甚至沒提“羅馬皇帝”。

　　法蘭克人并不仰慕羅馬。961年，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一世派遣一個倫巴第人主教出使拜占庭。拜占庭說他沒資格代表“羅馬人”。主教則答說，在法蘭克說“羅馬人”這個詞是一種侮辱57。

　　法蘭克與羅馬分離的意愿，最明確地體現(xiàn)在法蘭克的史書中。

　　在羅馬帝國的黃金年代，羅馬編年史是“百川歸海”，雖有不同王國與諸多族群的源流，但最終匯入羅馬世界，“上帝的計劃”在羅馬帝國實現(xiàn)。而在哥特與法蘭克的自行編史中，卻強調(diào)本族的獨立來源，把羅馬從歷史中剔除出去，蠻族對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占”變成了“天然繼承”。這種“造史運動”在法蘭克《弗里德加編年史》中達到頂峰——“羅馬秩序”甚至從未存在過，“羅馬世界”從開端就是一系列族群和王國的平行發(fā)展，而且最終也沒有匯入羅馬帝國。羅馬人，只不過是諸多族群中的一個而已。

　　完成這個轉(zhuǎn)變的工具，就是“種族性”(gens)這一概念58。“種族性”增強了日耳曼人的自我認同，以此將日耳曼世界從曾經(jīng)依附的羅馬秩序中解放出來。“族群分治”成為了日耳曼世界的核心特征。

　　查理曼帝國是由不同的“族群集體”構(gòu)成的。宮廷史家們將查理曼帝國刻畫為法蘭克人、巴伐利亞人、阿勒曼尼人、圖靈根人、薩克森人、勃艮第人和阿奎丹人共同組成的聯(lián)合體，共同之處只在一個基督教。歐洲的歷史觀由此從“一個羅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

　　而五胡的史觀卻與蠻族史觀完全不同。不是族群隔離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59。

　　在族群認同上，歐洲蠻族史力圖徹底切割本族群與羅馬的關系，尋找自己族群遙遠的始祖神話，證明自己是羅馬世界的“外人”；而中國五胡史書都試圖論證部族起源與華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絕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從地緣血緣上自證為炎黃后裔，是華夏的親人60。

　　在族群治理上，歐洲蠻族通過法律設置人為區(qū)隔，決不實行族群混居。而五胡從來提倡多族群混居。兩漢時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長與漢廷官吏雙重管理，而五胡自己發(fā)展出的人口政策，則是更徹底的大遷徙、大融合、大編戶。五胡大規(guī)模移民竟達50余次61，動輒百萬，且都是在核心區(qū)域62。北魏更徹底，直接喊出了“離散諸部，分土定居”的口號，打破部族酋長制，實行編戶齊民。

　　在世界觀上，歐洲蠻族史觀堅持“種族”身份決定文明身份；而中國五胡史觀則強調(diào)文明身份不由族群而由德行決定。五胡君主們最愛援引孟子那句“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澤中國，都是中國的圣人”63，據(jù)此宣稱，“帝業(yè)無常，唯德所授”。

　　在統(tǒng)一問題上，歐洲蠻族史觀認為羅馬世界不應當是統(tǒng)一的，應當由多個種族分而治之。中國五胡史觀則認為中華天下應當是統(tǒng)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個族群當?shù)?，都把大一統(tǒng)當成政治終極目標。

　　在政統(tǒng)建構(gòu)上，歐洲蠻族史觀并不熱衷繼承西羅馬帝國遺產(chǎn)，更不去與東羅馬爭奪正統(tǒng)。中國五胡史觀則用各種方法將政權(quán)置于中華王朝的正統(tǒng)序列之中，年年與南朝爭正統(tǒng)。

　　經(jīng)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漢族群最終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隋人與唐人。今日北方中國人，其血脈都是胡漢融合，即便是漢人也是商周時諸夏與周邊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這樣的大融合中，不是誰同化誰，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權(quán)旋生旋滅，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臺都堅持混居融合政策，“漢人”數(shù)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個老問題，漢族血統(tǒng)基因當以哪朝為標準？因為中華民族大規(guī)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開始了。

　　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會理解為什么五胡君主雖然習俗上皆有祖風，但政治楷模卻是漢人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64。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能理解五胡為什么不肯像法蘭克那樣與羅馬分離，不管是強大還是弱小，非要以“華夷大一統(tǒng)”為理想65。

　　如果說古日耳曼人習慣于“自由分居”，那么中華各族群則始終存有“天下之志”。倫巴第人面對東羅馬皇帝的譏諷時，不過回嘴說，我們不稀罕當羅馬人?？杀蔽喝嗣鎸δ铣淖I諷時，卻回罵南朝為“島夷”，稱自己才是中華正統(tǒng)。因為北魏不僅據(jù)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風易俗之典、禮樂憲章之盛”66。

　　這不是一句虛話。從東晉末年劉裕篡位開始，出現(xiàn)了南朝大批知識分子“北奔”的現(xiàn)象。北魏后期把洛陽營造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饑似渴地吸納南朝官制、衣冠禮樂、書畫文學，并加以創(chuàng)新67。經(jīng)學上貫通南北的大儒明顯多于南朝68。以至于529年，南朝陳慶之打進洛陽后，與北人交游舌戰(zhàn)后嘆息道，南人總以為“長江以北盡是夷狄”，現(xiàn)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北朝是“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自己是“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以“北人安可不重？”69。不僅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還要在文化上融合創(chuàng)新。五胡這樣的氣概，是歐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與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與漢朝文藝的樸拙簡約相比，隋唐文藝更雄渾博大。北魏北齊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羅藝術(shù)、笈多藝術(shù)與魏晉風度。隋唐的七部樂、九部樂，既有中原曲調(diào)(《清商伎》《文康伎》)，也有北朝盛行的異域之樂(《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琵琶本誕生于西域，亦成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亞風和波斯風并沒有被視為“異質(zhì)”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華族群的熱愛70。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還是贏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這樣的“天下之志”，就會把“族群融合”誤解為“族群同化”，就會把“文化融合”誤解為“文化挪用”。如果用歐洲民族主義狹窄范式來思考，就會永遠在族群認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轉(zhuǎn)。

新疆牧民的游牧轉(zhuǎn)場

位于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中國北方·山西太原街頭

我國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劉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