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在上海醫(yī)學院物色對象，借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貼身護士。
“對象”總算找到了。照片、檔案送往北京，張春橋也滿意了。
就在這個護士打算動身去北京的前幾天，任憑徐景賢一次次給張春橋掛電話，一直沒有人接電話。
后來，1978年7月24日，徐景賢在證詞中這樣說：
過了幾天，就是9月28日，張春橋派蕭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傳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認為這是張春橋聽了我9月21日的當面匯報后，經過進一步思考，給我們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張春橋給我們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幫”，要搞上海，這樣的時候，大考驗就到來了。
張春橋在這里向我們發(fā)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蕭木從北京到上海，一下飛機就直接從機場趕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學習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來，詳細傳達了張春橋9月27日晚同他的談話。當時，我把張春橋的這些指令在筆記本上作了記錄。到了75年10月8日，當我得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我就認為張春橋的預言應驗了，大考驗的時刻到來了。
我們根據張春橋9月27日關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劃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注：青野、方雷：《鄧小平在1976》下卷，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頁。）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發(fā)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時，說是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政治局會議。
當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懷仁堂，等待著他們的是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zhàn)士。
坐鎮(zhèn)現場指揮的，是葉劍英、華國鋒和汪東興。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時，狂喊亂叫了一番，提出了一連串的“抗議”。
毛澤東去世之后，張春橋對形勢分析了一番，托蕭木向上海傳話：“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樣有威望的領袖是不可能了……現在比列寧去世時好，那時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過紅軍總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