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在 1979年8月25日鄧小平所致的悼詞中明確指出張聞天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以后，又發(fā)生變化呢？這是因為，1982年從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份文獻。經(jīng)考證，這份文獻出自陳云的手筆，在編入《遵義會議文獻》時，被定名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這份文獻有如下幾處記載與本文所討論的問題直接相關：其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其二，“常委中再進行適當?shù)姆止ぁ保黄淙?，“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其四，“在由遵義出發(fā)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據(jù)此可知，遵義會議沒有選舉總書記的議題；對領導集體的變動，主要是推舉毛澤東為常委，常委重新分工，以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是遵義會后常委再次分工來解決的。準確地說，他是接受了博古所擔負的“負總的責任”的職責。前引周恩來的回憶，其脈絡主干與此正好相合。2005年出版的《陳云文選》收入《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一文，這是 1935年10月15日陳云在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其中講到遵義會議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取代過去的領導人，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推選毛澤東為常委，也沒有提到黨的主要負責人的職務交替，以及張聞天和其任職問題。

　　1936年7月初，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給斯大林的信中轉(zhuǎn)遞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發(fā)自陜北瓦窯堡的信息，稱“書記有四位同志：洛甫、周恩來、博古和毛澤東”?！稄埪勌炷曜V》這樣記載：“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同一電報，或因翻譯等原因，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沒有出現(xiàn)張聞天任“總書記”的記載。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經(jīng)增補，常委為九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云、周恩來、張國燾、博古、項英。王明、陳云、康生增補為書記處書記，決定實行集體領導并有分工，日常來往電報屬于黨的交張聞天，軍事的交毛澤東，統(tǒng)戰(zhàn)的交王明，王外出時交張聞天。張在常委中繼續(xù)居于領銜位置，在書記處中主持工作，在日常分工中則側(cè)重于黨務。但在為準備黨的七大而設立的由25人組成的準備委員會中，毛澤東位居第一，張聞天排名第六；準備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由五人組成的秘書處，毛澤東居首，張聞天則次之。

　　在張聞天的個人文獻中，倒的確也有“總書記”的說法，如1943年寫的《整風筆記》，寫到六屆六中全會時有“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在講到遵義會議時，又說“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

　　遵義會議后張聞天究竟任何職務的問題，恐怕還要討論一段時間，有待于新的原始史料作更有力的證明。根據(jù)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我們只能說，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所擔任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位置是在常委中負總責、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所謂“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是綜合兼顧的產(chǎn)物，是既鑒于張聞天居于抓總的位置，又顧及鄧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詞中有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說法。張聞天的這種境況倒也不是唯一，1927年八七會議到1928年中共六大之間，瞿秋白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承擔了負總責的工作，也沒有總書記的職銜?，F(xiàn)在，我們辨明張聞天究竟是否出任過總書記，不過是局限在史實的層面說話。證明張聞天在當時沒有擔任總書記，并不會削弱他在那個歷史轉(zhuǎn)折時期的重要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