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蘭萊頓大學參加宋元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李玉昆 供圖）
6.民間信仰對民眾社會生活影響至深，有人評價您的《泉州民間信仰》這本書將民間信俗歷史與社會生活串聯(lián)在了一起，是這樣嗎？除了研究泉州民間信仰外，據(jù)說您對泉州佛教文化亦有研究？
李玉昆：關于民間信仰，很長一段時間學術界的人都不敢碰它，為什么呢？因為民間信仰曾被誤認為就是封建迷信。改革開放以后，陸續(xù)有人開始深入研究民間信仰。《世界宗教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國內首創(chuàng)的宗教學專業(yè)學術刊物，就創(chuàng)刊于上世紀80年代。我在這本學術刊物上，發(fā)表過與泉州民間信仰有關的眾多文章，有媽祖的，有清水祖師的，有吳真人的，有郭圣王的，甚至有關于王爺?shù)?，我都寫過、發(fā)表過。在這個基礎上，我就萌生了想要撰寫一本《泉州民間信仰》專著的念頭。從2006年到2009年，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我把之前發(fā)表過的文章進行了歸納、總結，并且補充了不少新內容，最終完成書稿的撰寫。書稿基本上把當時我所知道的泉州地方的民間信仰都寫進去了。此書于2009年12月付梓。如今回頭再看，這部書其實還有提升的空間，因為后來又發(fā)現(xiàn)了一些被遺漏掉的民間信仰。希望以后有機會再進行增補。
說到佛學研究，我工作之初在洛陽龍門石窟，因為那里是佛教造像石刻藝術的寶庫，接觸佛教文化較多?；氐饺荩肼毴莺＝火^后，我除了將重點放在海交史研究上外，也開始關注起泉州地方的佛教文化。我寫過幾篇關于佛教的文章。比如《僧侶在宋代泉州造橋活動中所起的作用》這篇文章是我剛從洛陽調動回泉州不久寫的。當時，北京宗教學會籌劃開一個學術討論會，當時的泉州海交館館長林文明對我說經(jīng)過館里討論，決定派我去參加這個會議。參加這樣的會議是需要提交一篇論文的，為此我考慮了很久，最終決定寫佛教人士在海外交通史中留下的印跡。最后才有了上述這篇文章。泉州在宋代造橋成風，僧侶作為其中一股力量，不可忽視。泉州僧侶不光是為造橋捐資籌款，當中許多人還親自參與了橋梁的修筑、管理等工作。后來這篇文章還被收錄于佛教學會刊物《法音》當中。后來，我又陸續(xù)對泉州的寺院如延福寺、開元寺、法石寺、海印寺等進行考察，寫了一些關于這些寺院的文章。我在海交館的資料室，發(fā)現(xiàn)了一本書《敦煌遺書目錄》，里面顯示泉州開元寺千佛院的省僜和尚寫的一篇頌文——《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曾被收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內。它是研究禪宗史和泉州佛教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于是我寫信給敦煌莫高窟資料室，請他們將原文復印給我。隨后我對此頌文進行研究，并撰寫了《敦煌遺書〈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研究》一文，該文后發(fā)表于蘭州大學的《敦煌學研究》上。為了開展佛教研究，我也翻閱了許多佛教經(jīng)典如《祖堂集》等，這對于工作是很有益的。
7.1978年泉州歷史研究會成立，隔年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成立，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泉州學”又成為世所矚目的研究學科?？梢哉f在那段時期研究泉州這個“歷史文化富礦”，成了國內外許多專家趨之若鶩的選擇。泉州海交館也在這段時期創(chuàng)立“一館一會一刊”模式，能跟我們講講這個模式的好處和它的影響嗎？
李玉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泉州人充分發(fā)揮“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精神，在全國還很少城市能成立研究會的時候，泉州就已經(jīng)成立了泉州歷史研究會，創(chuàng)辦了刊物《泉州文史》；推動創(chuàng)立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其秘書處就設在泉州海交館，還辦了刊物《海交史研究》。“泉州海交館+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海交史研究》”構成了“一館一會一刊”模式，這種模式在當時國內的學術界特別是文博界影響巨大。眾多專家認為這種模式很好，利于學術交流。當時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副院長就曾特地寫過文章，宣傳、推廣這種“一館一會一刊”模式，號召大家來學習。通過“一館一會一刊”模式，也讓更多人認識了泉州海交館。
從個人的感受來講，我曾擔任過一段時間《海交史研究》的編輯，在學術界聯(lián)系比較廣。那時一有外地來稿，我都會寫信聯(lián)系作者，與他商量稿件的修改方案。這些經(jīng)常投稿的學者，后來都成了我很好的朋友。他們也會經(jīng)常邀請我去參加各地的學術研討會，彼此間的交流更多、更深了。我覺得這是一種良性循環(huán)吧，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
8.您的著述《耕海集》內容豐富，主要內容包括：航海貿易與中外關系、海商研究與人物考證、宗教信仰與多元文化、綜述與評說四個部分。對于海商人物的研究、考證應該說是極費工夫的，我記得其中有一篇記述“僧侶海商昭慶禪師”的文章，既是僧侶，又是海商，這樣的身份真的很吸引人。您是如何發(fā)掘出這樣的歷史人物來的？
李玉昆：《耕海集》主要收集了我研究海外交通史的文章。其實有關海商，我在《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這本書里就專門用一節(jié)來寫僧侶與海商的關系。除了昭慶禪師以外，還寫到南宋泉州法石寺里的僧侶王元懋。當時寺院里的僧人也學習南番諸國的語言文字，王元懋對外語掌握得很快。后來，王元懋去了占城（越南），當時占城國王很器重他，延請他為塾師，并將女兒嫁給他。王元懋在占城留居了十年，才回了南宋。不久，王元懋從事起舶船貿易成為海商，財富越聚越多。所以在古代僧侶與海商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經(jīng)商的僧侶就全國來說，都有存在。我主要還是從典籍中去尋找這樣的線索，并將這些人物的故事發(fā)掘出來與大家分享。
9.自宋而下，閩南人海外交通著作頗多，著名的如《諸蕃志》《島夷志略》《海錄碎事》《海國聞見錄》《呂宋紀略》等，很多還是作者根據(jù)親身經(jīng)歷撰寫的。但也有一些書大家比較陌生。泉州海外交通史迄今仍為國際學術界所關注。在您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過程中，哪些泉州海外交通史方面的著作，特別是近代以來的著述，引起了您的關注？
李玉昆：從古代來說，跟泉州關系特別密切的海外交通方面的著作應該首推宋代趙汝括的《諸蕃志》和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了，這兩部書影響最大。而且這兩本書里頭講到海外諸國航程、航向時，都以泉州為起點，這說明當時泉州在海外交通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汪大淵是兩次親自從泉州搭乘商船到海外去，回來以后應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之請，整理航海手記，才寫了《島夷志略》這部書。偰玉立主持編纂的《清源續(xù)志》，便將《島夷志》附于郡志后；趙汝括雖然沒有真正坐船到海外過，但他是以朝奉大夫身份來泉州任福建路市舶（市舶司設在泉州）提舉的。當時泉州的海外通商貿易興盛，趙汝適在市舶司任內，勤辦舶務，與亞非蕃商友好交往，利用閑暇，遍訪當時僑居泉州的蕃商，完成泉州海交史專著《諸蕃志》。所以《諸蕃志》和《島夷志略》的確都是研究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文獻，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的學者必須要熟讀的兩本書。
近現(xiàn)代，研究泉州海外交通的著作依然很多。臺灣學者李東華就曾寫過《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一書，對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fā)展歷史和地位進行了闡述與論證；曾執(zhí)教新加坡國立大學及中文大學的蘇基朗出過《刺桐夢華錄》，該書資料翔實，論述縝密；廈門大學傅宗文教授所著的《滄桑刺桐》，寫出了刺桐港的歷史變化。另外，還有大家熟知的泉州學者吳文良、吳幼雄編纂的《泉州宗教石刻》，吸引了中外學者來研究。相比宋元，泉州在明清時期雖然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是極具魅力的城市，所以中外學者才會競相來此研究、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