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瓷”勝訴率：幾乎100%
如果坐在“原告席”上的勞動者是個“熟面孔”，朱家榮要開始掂量，這是不是一場涉嫌“職業(yè)維權”的案件。
作為安徽省當涂縣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院長，朱家榮從事仲裁工作20余年，每年審理百余件相關案件。
“最多時碰到5次，也就是一個人連續(xù)狀告了5家企業(yè)。”朱家榮仔細分析了“熟面孔”在各家被告公司的工作時間，基本在半年左右，絕不可能超過一年。最短的一次，只工作了3個月。
“熟面孔”往往訴稱，“用人單位與其建立勞動合同關系一個月后，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82條規(guī)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1個月不滿1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guī)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但“熟面孔”想贏得“二倍工資”，必須有幾個前提，如“如果勞動者故意或不愿意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的，則不適用于該條款”。
企業(yè)在訴訟中稱，“熟面孔”借口“生病”、“家里有事”、“身份證沒帶”而不與對方簽訂勞動合同，更指責“熟面孔”將勞動合同從單位的人事檔案中抽出，或藏匿、或損毀，然后借口“未簽勞動合同”，要求二倍工資。然而，企業(yè)拿不出足夠的證據(jù)。
多地勞動仲裁部門、法院曾遭遇這樣的“熟面孔”，它們被視為“職業(yè)維權人”。
《東莞日報》曾報道，一彌姓男子“過度維權”，為追討經(jīng)濟補償而連續(xù)狀告16家企業(yè)，涉案30余件。唐某某則在2007年至2011年狀告28家曾入職過的企業(yè)，涉案168件。
張達記得一個“張姓”保安，在工作2-3個月后多次提起訴訟。
朱家榮稱，即便明知道涉嫌“碰瓷”，只要勞動者的證據(jù)完整合法，企業(yè)又拿不出有力證據(jù)加以推翻，基本會支持前者“訴請”，而“碰瓷者”的勝訴率有時會達到驚人的100%。
“我們有時會作一些口頭警告加以制止，”張達說，“但他們顯然對法律非常精通。”
管理“漏洞”
與這種“精通”相對的，或許是企業(yè)管理上的“漏洞”。
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有學者認為，“法律本身并沒有出錯”。知名勞動法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就曾認為，該法在用人單位“解雇限制”上的嚴格，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規(guī)范企業(yè)用工”的作用。讓他欣賞的是，該法采取了“兩倍工資”的作法，因為“簡單易行，有效地促進了勞動合同的訂立”。
這位長著絡腮胡的學者發(fā)言語調“鏗鏘有力”，特別是與對手辯論時直抒胸臆。他說，“用人單位不好舉證說明工人不勝任工作，工人的出勤、工作紀律、績效等都無法舉證，這恰恰是企業(yè)的管理能力出現(xiàn)了問題”。
在毛紡行業(yè)聚集的浙江嘉興，當?shù)氐恼憬掳募徔椆煞萦邢薰臼菄H性毛精紡紗線的龍頭企業(yè)。該公司的人力資源部經(jīng)理告訴記者，由于產(chǎn)品的特性主要應用于下游紡織服裝領域，因此公司曾投巨資進行了自動化生產(chǎn)設備的更新，但仍有2000多名員工分布在生產(chǎn)一線以及各個管理崗位。
“防止勞資訴訟需要較大投入，”該經(jīng)理表示，“目前尚未核算由此帶來的成本比例，但降低用工風險和積極化解勞動糾紛一直是上市公司的內(nèi)部要求，與員工的合同簽訂符合法律規(guī)范，并由此減少或杜絕由此帶來的訴訟成本，這筆人力資源精細化的賬總體上也較為劃算。”
事實上，當?shù)卮蠖鄶?shù)制造業(yè)難以實現(xiàn)這樣的水準，這意味著會推高企業(yè)成本。
“比方讓處于成長階段的小微企業(yè)，在人員管理上達到上市公司的水準，這不太現(xiàn)實。”董保華說，因為現(xiàn)行法律對所有用人單位都提出了近乎一致的要求。作為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董保華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論證和起草工作，并任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
他語速很快，精力旺盛，言出必指重點。他和常凱被視為我國勞動法法學界兩個主要代表學者。由于兩人在該法是否修改、施行8年來是否導致勞資關系失衡、有無導致企業(yè)成本快速上升和靈活用工等多個問題上存有分歧，而且相互批判對方的觀點時，都不吝嗇各自的火力。兩人每次相遇，都會吸引不同流派的學者、專家、企業(yè)家及媒體到場。
今年5月6日下午，董保華受邀在北京主講《修改勞動合同法應有觀念調整與制度更新》，而點評人則是常凱。兩人均表示，“觀點歸觀點，私下為好友”。
兩人均認為，該法從保護勞動者的立場出發(fā)來立法屬于共識，但董保華認為需“區(qū)分概念”，該法的保護對象應該是“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非“勞動者權益”。
他多次公開表示，該法將導致企業(yè)成本快速上升，其中一項為勞資雙方的“摩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