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德國女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的木刻版畫《農(nóng)民戰(zhàn)爭》（1905年）七幅中之一，曾為紀念柔石刊登在《北斗》雜志上，是中國引入的第一幅珂勒惠支的作品。

《大先生》 作者：李靜

版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8月

吳冠中作品《野草》，2008年，現(xiàn)藏于中國美術(shù)館。

陳克平的《孤獨者》，1981年。

從魯迅去世的那天起，就有人要寫他——蕭紅在魯迅逝世四年后就寫了默劇《民族魂魯迅》，日本劇作家井上廈也寫過詼諧的《上海月亮》，而飾演魯迅一角更是老牌電影演員趙丹終生不得的夙愿。可吊詭的地方在于，魯迅很少出現(xiàn)在影視戲劇舞臺上。魯迅，已經(jīng)被笑稱為戲劇創(chuàng)作的“百慕大三角”。

可偏偏就有人要闖這個迷魂陣。她是新晉“菜鳥編劇”李靜，一個從文學(xué)批評“叛逃”出來的冒險者。七年來，她漫游在魯迅的黑夜里，“雖九死其猶未悔”地“上下求索”于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打量魯迅？話劇首演前一小時，在一家嘈雜的餐廳里，李靜和我講述了她“被魯迅選中的命運”。

相遇

被“魯迅”選中

被魯迅選中，也許是李靜的命運。這看似是一個偶然事件，實則是一場冒險。2000年起做《北京日報》副刊編輯的李靜常寫話劇評論，因此與導(dǎo)演林兆華相熟。2009年初，林兆華忽然來電：“想做個話劇魯迅，你就給寫了唄。”語氣仿佛跟買大白菜似的，卻立刻把李靜催眠了。

李靜對魯迅既感興趣，又不甚了了，正好借此機會，既圓了創(chuàng)作夢，又可以把他從里到外打探個透，豈不兩全其美？于是不打磕巴，一口答應(yīng)。因這口頭之約，一頭扎進魯迅的汪洋大海。

等開始構(gòu)思劇本時，她才發(fā)現(xiàn)“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轉(zhuǎn)念一想，“創(chuàng)作必須要有人逼迫，不然又要被拖延癥束之高閣了”，干脆咬牙給自己下了一年期限：半年看書，半年寫作。

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李靜最初對魯迅的認識始于教科書，也不喜歡背誦書里的魯迅。不過這并非因為厭惡，而是害怕。她觸摸到魯迅身上一種黑暗的力量，是青少年時代的她所不能把握的。在李靜心里，魯迅不是“圣人”——所謂“偉大的文學(xué)家、思想家、革命家”，也不是受人認可的“凡人”——所謂“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師長”，他從來都是“一個復(fù)雜而本真的心靈”。

為著這顆復(fù)雜的心靈，李靜栽了進去——光看《魯迅全集》不夠，還要讀《許廣平文集》，朱正的《一個人的吶喊》也被她翻爛。由親友學(xué)生回憶文章組成的六卷本《魯迅回憶錄》、“回望魯迅”叢書、各種書信來往、汪洋大海般的研究論著。

越看書，越想看更多的書。李靜陷入了“瘋癲”——讀《死火》會哭，翻《故鄉(xiāng)》和《社戲》會哭，看他給曹白、蕭軍、山本初枝的信更會哭……也會笑，看他的雜文和信會被逗笑，但依然感覺不如哭來勁。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墻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jīng)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里面，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

魯迅的《寫于深夜里》，是為被殺的青年而作。而此文寫成的五年前，魯迅把珂勒惠支的版畫《犧牲》刊登在《北斗》雜志封面，正是為暗暗紀念柔石的死。當(dāng)時的報章不敢記載這一事件，但人們心里卻是清楚的，“只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為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這句話讓李靜感到了痛楚。

“這時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集正在由歐洲走向中國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懇的紹介者卻早已睡在土里了，我們連地點也不知道。好的，我一個人來看。”這是魯迅的深情、疼痛和悲傷。他還要多少次面對青年暗暗的消失？日夜生活在這劇痛中，他如何承受？在這篇文章的刺激下，李靜寫出了一大段魯迅對“黑衣青年”的獨白。

魯迅的愛與悲傷是李靜從2009年到2012年里“跳下去的一口沸騰深井”。三萬字的劇本，寫了三年，前后不同兩稿，卻怎么看都是寫實劇、寓言劇和幻想劇四不像的大雜燴。這個“菜鳥編劇”陷入了夢魘。

尋覓

王小波治愈“無能的沉默”

李靜的人生中有很多夢魘。作為趕上“文革”尾巴和新時期開頭的“70后”，她屬于話語場中獨來獨往的一代。

雙魚座，恐懼感強，性格抑郁，這個生長在東北海濱小城的女孩，擁有一段把不快樂無限放大的童年。在每個黃昏，她都有“這一天總算是活著熬過來了”之感。有一段時期，父母由于特殊的原因分開居住了幾年，她就“感覺被全世界的人拋棄了”。“棄兒”的心態(tài)扎根在心里，以至于后來得了抑郁癥，灰溜溜的青春期一直持續(xù)到大學(xué)，沒光彩也沒活力。“自卑得要命，以至于不能開口說出一句完整的話。”她對這樣的自己有說不出的厭惡，并稱之為“無能的沉默”。

在這種沉默中，李靜開始讀尼采、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人為她提供了可隱遁的黑夜。特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靈魂深處的無盡黑暗，有很多駭人的東西，既是一個施虐者也是一個受虐者。而李靜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受虐者，對施虐者天生就有體驗，“我本身就是那種對黑暗有感受力的人”。

沉溺在黑暗中，會一直處于兩難的掙扎狀態(tài)——有自毀傾向，同時又向往光明。24歲那年，李靜找到了精神兄長——王小波。小波教她對這個世界，要有愛，要有光。

在《黃金時代》和《革命時期的愛情》這些小說里，李靜讀到一個智力超群、內(nèi)心叛逆而又與世無爭的“王二”，向往在平淡人生中專注于自己想做的事。這些在黑色幽默中蘊藏愛與智慧的作品讓李靜“興奮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她覺得自己找到了光的方向。

李靜一直在琢磨，為什么是王小波治愈了她“無能的沉默”？

“王朔也是個寫得很棒的兄長啊，但是他沒有給我精神養(yǎng)分，但是小波的愛、智慧和趣味和承擔(dān)，給了我真正的營養(yǎng)”。

她用宗教來類比這種營養(yǎng)——為什么會有人信仰基督？因為耶穌被釘在了十字架上，然后你才能信仰耶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人背上十字架，上帝的道理再正確，你也不會信。“耶穌就是一個良善的踐行者，而這個形象，我在王小波這個活生生的人身上也看見了。”

在閱讀王小波前，大學(xué)里的李靜習(xí)慣順著導(dǎo)師開的書單去閱讀。讀完這些書，李靜感到更多的是灰心——“這些書的作者人格是很弱的”。而王小波的文字，讓她在這個不認識的人身上看見了一種她愿意去相信的東西——一種為了自己信奉的良善而從容承擔(dān)的勇氣。這種勇氣隱含在穩(wěn)健而幽默的筆調(diào)里，讓李靜非常震撼。

李靜算是國內(nèi)最早認識王小波文學(xué)和思想價值并刊發(fā)其作品的“推手”之一。那時她在《北京文學(xué)》做編輯，“當(dāng)時他的《紅拂夜奔》我想發(fā)，領(lǐng)導(dǎo)讓壓縮3萬字，他也刪節(jié)了。結(jié)果還是沒發(fā)成。”這讓她深感愧疚，也讓她對王小波的擔(dān)當(dāng)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是一個好作家，但完全不想按照一種‘順利’的文學(xué)路子去寫作，他想表達的東西在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中是很難發(fā)表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但他從來沒有因為發(fā)表不順，就去寫那些容易發(fā)表的東西。小波是一個遵從內(nèi)心的冒險者。”

李靜一直覺得，那些在生命中容易對她構(gòu)成吸引力的人，都是敢于冒險的人。而尋找這樣的人對于她而言，就是“一種對精神能源的尋覓”。這種“精神能源”，李靜堅持認為它存在于具體的人，而非某個書本或者教條里。“為什么大家會說中國人虛偽？為什么說我們的文學(xué)敘事不發(fā)達？因為我們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從一開始就沒有故事，也沒有人。我們從古就是《論語》和‘子曰’，沒有人格。但其實每個人的生命，都需要人格化的過程。沒有人天生是太陽，不需要他人的光亮。”

潛伏

理性而快樂地冒犯作者

“人格化”從來都是“李靜式”文學(xué)批評的標簽，雖然走上文學(xué)批評這條道路，對她本人來說更像是一種被裹挾著往前走的感覺。

剛進北師大校門就被告知，中文系是培養(yǎng)批評家的，不培養(yǎng)作家，李靜懵了，“可是特聽話，還真的老老實實向批評家的道路走去。”她也嘗試過寫作的各種可能性，散文、隨筆、小說、劇本、社會批評都寫過，卻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種。

在中文系繼續(xù)讀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碩士，李靜好像默認了寫評論性質(zhì)的文章是自己學(xué)業(yè)的一部分。25歲時，她通讀王安憶的作品，感到“不舒服的壓抑”，便開始探究原因--1996年，寫成初稿《失名的漫游者》，隨后在《北京文學(xué)》雜志社工作期間，自認為有了些社會生活的體驗，又感到中國原創(chuàng)文學(xué)在社會-歷史面前失聲的狀態(tài)，于是繼續(xù)在初稿基礎(chǔ)上引入“冒險”這一文化概念，對王安憶“不冒險的和諧”美學(xué)做了深層批評。2002年定稿，題為《不冒險的旅程》，整篇文章的寫作橫跨六年。

沒想到的是，向她約評論稿的信件像雪花片一樣飛來，“我就將計就計順水推舟寫下來，想把自己內(nèi)心的理念暫且借助評論這一管道，先宣泄一番再說了”。

被當(dāng)做評論家的日子長達七年。作家陳村說她“把批評家和作家定位為對手關(guān)系，理性而快樂地冒犯作者，冒犯讀者”。由于深受巴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李靜強調(diào)“對話”，反對把文學(xué)批評當(dāng)做政治宣教的工具，或者個人獨白的孤獨舞臺。

在這七年里，李靜不僅把王小波和木心推到前方，更是對莫言、賈平凹、林白、過世行和林兆華等作家和導(dǎo)演做了長篇評論，這些文章后來結(jié)集為《捕風(fēng)記》。

“一切皆是虛空，一切皆為捕風(fēng)”是《圣經(jīng)·傳道書》里廣為傳播的一句話。在文學(xué)界冒險的七年里，李靜時常感到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式微，她亦對當(dāng)下的文學(xué)成就持懷疑態(tài)度，卻不由自主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捕風(fēng)”的感覺分外強烈。

“別人都說我的文學(xué)批評風(fēng)格不太一樣，可能因為這里面隱藏了我的價值觀吧。我的評論文章都是‘夾帶私貨’的。”李靜說起這個，顯得很狡黠。

2002年起，她受到花城出版社委托主編《中國隨筆年選》，也刻上了深重的李靜烙印。秦暉、何光滬、何懷宏、傅國涌……常有讀者覺得這些人文章“太硬，不美”，讀起來累煞了人。事實上，李靜一度認為中國文壇有很多“軟骨頭”，需要加一些“危險”的東西來強化它的骨質(zhì)。而這危險的東西，是美與真實。李靜認為，這才是隨筆應(yīng)有之義。

“你現(xiàn)在不再做這項工作了，不遺憾嗎？”

“應(yīng)該是愧疚。像路內(nèi)、薛憶溈、王小妮這些值得更多文學(xué)解讀的作家，我已經(jīng)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為我自己想創(chuàng)作，分不出更多時間來觀察他們。”她的聲音小了下去。

搞文學(xué)批評十多年，她卻“確切地知道自己不適合批評寫作。批評家需要輕盈、博識和系統(tǒng)知識，我的視線卻沉重、集中，缺少對系統(tǒng)知識的興趣。”

李靜覺得，批評家是提供答案的人，創(chuàng)作者是提出問題的人。而她花了那么久時間，才發(fā)現(xiàn)自己只會提問。從前，她的創(chuàng)作欲沒有滿足，就在批評里發(fā)泄?，F(xiàn)在覺得自己想發(fā)聲，還是創(chuàng)作最直接。她更愿意把自己當(dāng)做一個“文學(xué)人”，“文學(xué)人的本能，是對生命狀態(tài)的關(guān)心。”她執(zhí)拗地等待一個創(chuàng)作機會，去尋找生命的痕跡。

創(chuàng)作

尋找魯迅

創(chuàng)作機會在她臨近不惑之年到來。與魯迅重逢，李靜感到“如見失散多年的父兄”，兒時對他的壓抑和恐懼，現(xiàn)在卻感到親切和懷戀。

在推翻兩稿、經(jīng)歷無數(shù)夢魘后，李靜在魯迅深不見底的內(nèi)心終于看見，他這一生不外“傷心”二字。早年不幸的舊式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與全心扶住的左翼力量鬧得不愉快，貫穿這“三大傷心”的精神邏輯，是“愛與自由的悖論”：愛是犧牲之愛，舍我之愛，它與自由是一對難以兩全的矛盾。

她代替魯迅反復(fù)做無情的自我拷問：“我確實曾做過關(guān)于天堂的夢，夢里所有流淚的人都在那兒得到了安慰。為了這個夢，我曾許下天真的承諾，犧牲自由的自我，可我無法犧牲到底。因為自由的本能發(fā)作了。可我并不后悔。如果有什么可悔的，那就是我不該相信，對自由的犧牲能帶來自由的結(jié)果。”這便是她對“愛與自由的悖論”的回答。

李靜看到了魯迅的彌賽亞情結(jié)，“他總覺得能在地上建立一個‘天堂’，但這種想法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地上的‘天國’，一定是一個魔鬼人間。但魯迅不能讓自己看透這些，因為他特別性急。魯迅不相信有來世。覺得現(xiàn)世如果弱者沒有得到報償?shù)脑?，世界就會永遠暗無天日。”

“你是否覺得魯迅是個天真的男人？”我小心翼翼地問。

李靜的眼睛亮了一下，“是啊，他是個戴著世故面具的天真漢。所以我在劇本里有一句臺詞反反復(fù)復(fù)——‘就算你長在我肉里，我也要掙脫你，燒掉你，哪怕燒掉我自己！（和象征權(quán)力的椅子做斗爭時）’。魯迅知道徒勞，但是不怕徒勞，他害怕的是靜止僵住的狀態(tài)。他是個行動主義者，一輩子都在冒險。”

在李靜看來，在“愛與自由”的悖論里，魯迅選擇了愛，這不僅囚禁了自己，也在客觀上囚禁了別人的自由。她甚至認為魯迅有道德強迫癥，“魯迅用一根‘愛的繩索’溫暖了他人，但同時也是‘繩索式的愛’，讓人喘不過氣。”

如此密度的愛，用擷取人物生活中的重點片段來寫實描繪，是根本不能做到的，“魯迅的現(xiàn)實人生場景，根本無法承載他的精神戲劇性和復(fù)雜性。而一部戲如果不表現(xiàn)主人公復(fù)雜深刻的內(nèi)在世界，只表現(xiàn)他表層的性格與人格，有什么意思呢？”

受到斯特林堡《一出夢的戲劇》和海納·米勒《任務(wù)》的啟發(fā)，李靜放棄了人物立體化的努力，而在第三稿中著重表現(xiàn)一種抽象的處境。

魯迅臨終時緊握許廣平的手，似乎有話對她說，但許廣平怕太過熱烈的回應(yīng)惹他難過，就把手松開，走了。沒多會兒，魯迅孤單長逝。這一細節(jié)讓李靜念念不忘。到生命最后一分鐘，魯迅依然生活在黑暗中，這份深入骨髓的孤獨，讓她聞到了意識流的氣息。

于是我們今天看見的劇本《大先生》，正是從1936年10月19日凌晨魯迅臨終時刻寫起：來自“天堂”（也是地獄）的一胖一瘦兩個影子回收專家，要把魯迅和他的影子分開，于是魯迅和原配朱安、母親魯瑞、許廣平、周作人夫婦、胡適和左翼作家們在夢境里發(fā)生種種對話、自白和沖突，讓魯迅看到在他死后，世界和自己如何被顛覆與戲弄，由此陷入更深的痛苦與自省……

超時空、反情節(jié)、將精神和思想外在行動化，這出話劇的確是一次冒險。很多人都跑去問李靜為什么這么寫？她的回答是——必須冒犯觀眾。除此之外，還得冒犯劇作家、導(dǎo)演、演員等一切強勢智識群體。

作為被冒犯者之一的陳丹青對劇本的評價是：“沒有把他寫好，也沒有把他寫壞，居然是這樣子的寫法”。在他的記憶里，此前從未有人會用夢境和意識流的方式寫魯迅，并寫得如此“黑暗”。他說，“魯迅的內(nèi)心非常黑暗。結(jié)果我發(fā)現(xiàn)李靜內(nèi)心也很黑暗。我不太相信是魯迅影響了她，一定是李靜內(nèi)心也黑暗。”

李靜仿佛被魯迅的黑暗附體，在這個“精神父輩”身上找到了共通的價值基點和自我投射。自小成長中的“遺棄感”讓她對“痛苦、禁錮和愛特別敏感，對罪孽的想象力比較發(fā)達”，這些都深藏在劇情與對白之中。

“你究竟要借魯迅之口說什么呢？”我問。

她想了一下，“可能我這個人，半輩子都在尋找愛和光。因為冷漠和遺棄比死還可怕。魯迅說，希望人與人不隔膜，相關(guān)心，也是這個意思吧。他提醒弱者要強健，要自己去爭得尊嚴和自由，而不是跪等強者的恩賜。實際上，這酷烈是最深最真的愛。”

“所以你寫的其實是你愛的魯迅？”

李靜羞赧一笑。

作家刀爾登在給劇本《大先生》的序言里說，“李靜寫的是李靜的魯迅，正如魯迅寫的是魯迅的中國”。這個版本的“大先生”，是屬于她的黑夜和白晝。

陳丹青曾問過李靜，“你有沒有想象它變成話劇會怎么樣？”李靜是這樣回答的：“我想象的舞臺效果是非常暗黑、神秘和神經(jīng)質(zhì)的，但在暗黑之中，會有一道暖光穿越恐怖。”

這道穿越黑暗的“暖光”，李靜希望觀眾能看見。就像劇本末尾，即將死去的魯迅說的那樣，“盡管世界在走向黑夜，可正因如此，你才必須用希望點亮自己。”

B02-B03版采寫/新京報記者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