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博物院珍藏的莊霖助英文護照。

▲機工的任務之一是接車。圖為1940年7月7日莊霖助（右二）、林新權（左二）到越南海防接運美國制造的道奇汽車時的合影。

▲南僑機工復員紀念章。

▲南僑機工華僑互助會會員證章。

▲南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榮譽紀念章。

▲馬來亞各地應征機工乘船抵達新加坡集中的情景。

▲待裝的拖車，中間為機工林春才。

抗戰(zhàn)記憶講述人：華僑博物院副院長

抗戰(zhàn)記憶講述人：演武小學學生

　　臺海網8月18日訊（導報記者 崔曉旭 康澤輝/文 沈威/圖）這是一本泛黃的英文護照，紙頁間，1939年的出入境印章仍清晰可辨，照片上19歲青年莊霖助的眼神，映著馬來西亞檳城的海風與祖國的烽火。這本穿越近百年的證件，似一把鑰匙，打開了南洋赤子歸國赴難的壯闊記憶。

　　3200余名像莊霖助這樣的青年，或瞞報年齡，或改名換姓，或女扮男裝，就是為了脫下西裝換上工裝，告別優(yōu)渥生活，登上開往祖國的輪船。滇緬公路的懸崖峭壁間，他們駕駛卡車碾過碎石與泥漿，在日軍轟炸與瘧疾威脅中，為抗戰(zhàn)前線輸送50多萬噸救命物資，每公里路都浸染著熱血。

　　如今，護照上的字跡已淡，卻依然能觸摸到那份滾燙的赤誠。當孩子們在史料展前系緊紅領巾，那抹鮮紅與護照上褪色的印章遙相呼應，恰似跨越時空的傳承：這群南洋赤子用熱血鑄就的家國忠魂，早已融入民族的精神血脈。

告別南洋的抉擇

　　1939年的春天，檳城的海風帶著咸濕的暖意，19歲的莊霖助正撫摸著嶄新的方向盤。作為當地小有名氣的汽車司機，每月的薪水足夠讓一家人過上體面生活。他的口袋里常裝著口琴，閑時便和伙伴們唱幾段英文歌，日子像檳城的陽光一樣明亮。

　　但收音機里傳來的消息，讓他夜里輾轉難眠。“七七事變”后，報紙上“日寇侵占華北”的標題像針一樣扎在心上。那時的他，白天在工廠修理汽車，晚上就和青年們上街義演、賣花籌賑。《松花江上》的旋律從他喉嚨里涌出時，總能讓圍觀的華僑眼眶發(fā)紅。

　　華僑博物院副院長鐘志誠說，彼時，中國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淪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鐵路先后被切斷，滇緬公路成為中國與外部聯系的重要國際運輸通道。

　　這條全長1146公里的公路，從云南昆明通往緬甸，翻越高黎貢山、云嶺等崇山峻嶺，由20萬筑路民眾在9個月內徒手開鑿而成，1938年8月通車后，成為“中國抗戰(zhàn)的生命線”。“路通了，新的難題卻擺在眼前，當時中國嚴重缺乏熟悉汽車駕駛與維修的技術人員。”鐘志誠說。

　　危急關頭，陳嘉庚發(fā)布的通告在南洋華僑中炸開了鍋——征募懂駕駛、會修車的華僑青年回國服務。通告結尾寫道：“事關祖國復興大業(yè)，迫切需要。望各地僑領僑胞，深切注意辦理是要。”

　　這行字，讓莊霖助徹夜未眠。通告一出，南洋各地華僑青年紛紛響應。他們來自不同行業(yè)，有教師、醫(yī)生、商人、工程師，其中不乏家境殷實者。通告要求年齡在20至40歲之間，可前來報名的人，年紀最大的49歲，最小的僅13歲。有人瞞報、虛報年齡，甚至有女性女扮男裝，只為能回國參與抗戰(zhàn)。

　　莊霖助明明還差一歲才夠報名年齡，卻在登記時悄悄改了出生年份，還把姓改成了“陳”。這也就是為什么他的英文護照上的名字是“陳霖助”。最終，他應募加入第八批南僑機工服務團。直到出發(fā)前一夜，他才敢對撫養(yǎng)自己長大的大姐說出實情，姐姐抱著他說“一定要活著回來”。

　　那天清晨，檳城的碼頭擠滿了送行的人。檳華抗敵后援會贈給莊霖助一面“為民先鋒”的錦旗，以及兩幅繡著“殺敵光榮”“為了祖國踏上征途”的絹繡?！对贂?，南洋！》的歌聲混著汽笛聲回蕩，莊霖助回頭望了一眼熟悉的海岸線，淚水模糊了視線。

　　在新加坡港，陳嘉庚用閩南語發(fā)表激動人心的講話，330多名青年站在甲板上，乘“豐祥輪”先到西貢，然后轉火車抵達昆明。陽光照在他們年輕的臉上，有人西裝革履，有人穿著學生制服，卻都揣著同樣滾燙的信念。莊霖助把“為民先鋒”的錦旗緊緊裹在背包里，那是他與故土最后的聯結。

　　1939年，共有3200余名南僑機工分9批回到祖國，奔赴抗戰(zhàn)前線。他們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越南、泰國等國，其中至少有5名女性。

滇緬公路上的生死線

　　滇緬公路的第一個黎明，給了莊霖助永生難忘的震撼。從南寧到昆明的山路，像一條扭曲的繩索纏繞在崇山峻嶺間，20萬筑路民眾用雙手鑿出的路面上，碎石在車輪下發(fā)出刺耳的聲響。

　　經過軍訓，莊霖助被分配到西南運輸處第15大隊第45中隊，他們很快明白，這條被稱為“抗戰(zhàn)生命線”的公路，其實是一條“死亡之路”。雨季來臨時，泥漿能沒過卡車輪胎，他們常常要光著腳推車，螞蟥鉆進皮肉里也顧不上清理；瘧疾像幽靈一樣游蕩，不少伙伴前一天還在駕駛室里哼歌，第二天就發(fā)起高燒，有的再也沒能醒來；副駕駛員甚至需要“懸掛”在車外，充當“人肉導航”。

　　最可怕的是日機轟炸，車輛一旦中彈，機工幾無生還希望。1939年11月14日，莊霖助永遠記得那個下午。他駕駛的卡車被敵機炸壞，等了許久才搭上同大隊華僑機工李則權的車回隊，卻在急轉彎處因路面濕滑翻了車。醒來時，他發(fā)現自己躺在血泊里，頭部撞傷流血，右手肘部、腕部骨折，同車的李則權也受重傷，那是他離死亡最近的一次。幸虧后面車隊戰(zhàn)友及時搶救，連夜開車將他們送往南寧美國教會醫(yī)院治療。

　　三天后，莊霖助脫離生命危險，但手臂骨折卻接錯了位，疼痛難忍。此時戰(zhàn)事吃緊，南寧危在旦夕，美國醫(yī)生讓莊霖助裹著繃帶匆匆出院。莊霖助從南寧撤至柳州，住進一位民間武林高手的診所治療，斷臂才得以接正。但沒過幾天，南寧淪陷的消息傳來。

　　功果橋的搶修，是南僑機工們創(chuàng)造的奇跡。當這座瀾滄江上的“咽喉”被炸毀后，日本電臺曾揚言“滇緬公路已斷，3個月內無通車希望”。南僑機工與當地民眾連夜收集了幾百只空油桶，簡單扎綁，上鋪木板，僅用10小時就搭起長達300米的浮橋，讓運輸車隊重新通行。月光下，大家滿身油污地歡呼。

　　次年春天，莊霖助傷愈。他立即尋找車隊，此時原來的車隊因南寧、昆侖關、武鳴等地失守退入越南境內的高平，另組成特別大隊。莊霖助費了很大力氣才找到大隊部，隨即投入到搶運隊伍中。日寇占領海防后，該路被切斷，特別大隊撤回國內。

烽火中的赤子情

　　在滇緬公路的卡車駕駛室里，南僑機工們留下了許多動人的細節(jié)。有人把家人的照片貼在儀表盤上，有人在工具箱里藏著南洋帶來的咖啡粉，還有人用英文在車門上寫下“China　will　win”（中國必勝）。這些帶著南洋印記的習慣，在烽火中交織成獨特的風景。

　　13歲的蔣印生，這個虛報年齡參軍的少年，在駕駛座上還要墊個木箱才能踩到踏板，卻能把卡車保養(yǎng)得比誰都好；放棄南洋商行經理職位的華僑王文松，把自己的薪水全部捐給了傷兵；還有吳惠民，只用一周就自學了駕駛技術，第一次出車就冒著轟炸把彈藥送往前線。

　　1940年夏天，經過重新整編，莊霖助被編入“華僑先鋒第二大隊”，開赴滇緬公路。“華僑先鋒大隊”的大卡車全由海外華僑捐贈，裝備新、士氣旺，成為滇緬公路軍運線上的一支生力軍。

　　此時，陳嘉庚率領“南僑慰勞團”來到滇緬公路，親切勉勵南僑機工堅持到底。莊霖助作為華僑機工代表，當面向陳嘉庚先生表示，南僑機工一定堅持抗戰(zhàn)到底，為華僑爭光，為祖國爭光。那天，他們用華僑捐贈的卡車排成隊列，車頭上插著的國旗在風中獵獵作響，成為滇緬公路上最壯麗的風景。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莊霖助奉命運送遠征軍入緬。胃出血的他在駕駛室里疼得直冒汗，卻咬牙堅持把部隊送到邊境。1942年5月，惠通橋的爆炸聲終結了這段歲月。為阻止日軍進攻，這座橋梁被炸毀，滇緬公路中斷。南僑機工們就地解散，有的留在云南，有的輾轉回到南洋，還有的繼續(xù)在國內參加抗戰(zhàn)。在抗戰(zhàn)后期艱難困苦的歲月里，莊霖助與許多華僑機工到處顛沛流離，直到抗戰(zhàn)結束。

　　有檔案記載，1939年至1942年，3200多名南僑機工在這條公路上日夜奔忙，一共運輸了50多萬噸抗戰(zhàn)物資、1.5萬余輛汽車以及不計其數的民用物資。在滇緬公路上，平均每日的軍需物資輸入量保持在300噸以上，中國軍隊一半以上的裝備都由南僑機工運送。“每公里公路下，都可能埋著一位機工的忠骨，1000多名南洋青年永遠留在了這片他們誓死保衛(wèi)的土地上。”鐘志誠說，這些南洋華僑機工，在南洋當地都有著優(yōu)渥的生活，但是他們舍棄家庭來參加祖國的抗戰(zhàn)，也是受陳嘉庚先生的感召，為抗戰(zhàn)勝利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永不褪色的豐碑

　　抗戰(zhàn)勝利那天，莊霖助正在廈門的街頭。當鞭炮聲響起時，這個經歷過生死的漢子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他想起那些永遠留在滇緬公路上的伙伴，想起大姐在碼頭的叮囑，想起陳嘉庚先生的囑托。后來，他在廈門市立醫(yī)院開救護車，方向盤從軍用卡車換成了救護車，不變的是那份對責任的堅守。

　　1954年，莊霖助響應號召回到云南，支援邊疆運輸，在沾益汽車站當司機。同事們?？吹竭@位老師傅對著地圖出神，手指在昆明到畹町的路線上輕輕滑動。他連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獎狀貼滿了家里的墻壁，卻很少對人說起自己是南僑機工。

　　如今，在云南畹町的山坡上，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巍峨矗立，碑座上“赤子功勛”四個大字，在陽光下閃耀著光芒。2022年，最后一位南僑機工蔣印生離世，但他們的故事從未遠去。

　　就在前不久，華僑博物院的“烽火僑魂——南僑機工抗戰(zhàn)史料展”走進演武小學。展覽通過歷史照片生動再現了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支援抗戰(zhàn)的壯舉：從陳嘉庚先生的征召令，到滇緬公路上的“死亡運輸”，從莊霖助等幸存者的護照、繃帶照片，到“每公里犧牲一人”的悲壯數據，讓孩子們直觀感受那段烽火歲月。

　　孩子們看展的腳步放得格外輕。當講解員說到華僑青年瞞著家人報名時，幾個孩子眼里閃著光。其中一個孩子問：“他們不怕死嗎？”得到“因為太愛祖國”的回答后，他用力點了點頭，悄悄把胸前的紅領巾系得更緊了些。

　　“觀展后覺得南僑機工好偉大！他們放棄好日子回國，不畏犧牲開卡車闖險路，給國家送希望，真讓人敬佩。作為紅領巾講解員，我們要講好他們的故事，讓更多同學知道，把精神傳承下去！”廈門市演武小學學生李牧宸說。

　　而那本莊霖助的護照，仍在華僑博物院里靜靜陳列，紙頁間仿佛還能聽見《再會吧，南洋！》的歌聲，看見一群西裝革履的青年，帶著咖啡的香氣和必死的決心，奔向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他們用生命詮釋了“華僑”二字的分量，無論身在何方，血脈里永遠流淌著對祖國的赤誠。滇緬公路上的車轍早已被歲月撫平，但南僑機工們用青春和熱血刻下的印記，永遠留在了民族的記憶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