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huán)球時報：澳方給出的理由包括“性格原因”，澳內政部還擔心，您在入籍面談時的回答、以及與包括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ASIO)等部門通信時提供的信息，缺乏“可靠性”。“性格原因”和“可靠性”這樣模糊的表述該如何理解？
黃向墨：ASIO從未提供明確說明，在他們發(fā)給我的文檔中，就是含糊其辭的，我不理解，我的律師也不理解，也從未有機會相互對質。僅有的相對明確的理由是兩個：一個是我擔任過澳大利亞中國和平統(tǒng)一促進會的會長，以及還擔任著大洋洲中國和平統(tǒng)一促進聯(lián)盟的主席;第二個是說我有商業(yè)關系及親屬關系在中國。這兩個理由都是很荒誕的，我在聲明里已經提及了。
環(huán)球時報：您在聲明中表示在ASIO 的相關文件里，最關鍵的是指責您擔任大洋洲中國和平統(tǒng)一促進聯(lián)盟主席、及此前擔任澳大利亞中國和平統(tǒng)一促進會會長，致力于推動中國和平統(tǒng)一。那么澳方的邏輯何在？您如何回應？您過去在促統(tǒng)事業(yè)上，做了哪些事情？
黃向墨：ASIO將我致力于推動中國和平統(tǒng)一的言行，等同于危害澳大利亞國家安全，這個里頭的邏輯，我也搞不懂。畢竟，我的言行完全符合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及法律。
我原以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情報機構，即便地位再特殊，也不能凌駕于政府之上，也不應如此公開地與整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對著干。澳大利亞自1972年就與中國建交了，十分清楚地闡明了自己堅守一個中國的立場，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兩國之間在政治體制方面的區(qū)別。
如果ASIO的某些人不認同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我相信澳大利亞的政治體制內應該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討論、協(xié)商，但如果只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自己對現(xiàn)行政策的異議強加于弱勢的華人身上，這肯定不是一個號稱民主、法治的體系應該有的行為。今天你能如此對待華人，明天同樣就能針對猶太人、針對阿拉伯人。這才是最為危險的。
環(huán)球時報：消息人士還稱，拒絕您居留權和入籍的決定，是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及移民官員對您進行兩年多的“背景分析”后作出的。您是否知道自己被有關部門進行過“背景分析”？這是否涉嫌侵害個人隱私權？
黃向墨：我一直以為對所有申請居留及入籍的人，都會有背景分析，這大概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部門都會去做的。無論是基于法律法規(guī)，或者當事人的隱私保護，都不應該泄露任何相應信息。倘非如此，涉案的官員今天可以泄露給媒體，明天就完全可能泄露給任何一個外國政府，我相信這一定違反了法律法規(guī)甚至構成了犯罪。
幾年來，部分媒體對我的抹黑，往往高調宣稱是獲得了情報局的內部消息。其實，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已有不少澳大利亞民眾質疑記者是如何獲取情報局內部情報的，認為這才是更大的安全隱患。ASIO如果真正是為了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考慮，首先應該徹底查查這些媒體的信息來源，查查某些記者除了靠竊取機密嘩眾取寵博取眼球之外，是否涉嫌為外國情報機構服務。
環(huán)球時報：長期以來，澳方對您的政治捐款的懷疑聲一直存在，我們得知這些捐款都是澳方政黨主動請求的，那么您當初答應捐款的考慮主要是什么？
黃向墨：我因應政黨和政治人物的請求，給予他們政治捐款，是從2012年開始的。但所謂的質疑，是從2016年開始的。令人驚嘆的是，平日相互之間競爭激烈的某些媒體，卻突然步調一致，既有平面媒體與電視媒體的協(xié)同，也有私營媒體與國營媒體的協(xié)同，加上一些所謂的智庫學者的呼應。這是很蹊蹺的。而據(jù)另外一些獨立報道的揭露，這些智庫不少與某大國的軍火企業(yè)相關。
因此，您這個問題，確切地說，不是“澳方”對我的政治捐款有“懷疑”，而是某些媒體蹊蹺地開展協(xié)同抹黑。值得注意的是：
一、 這些媒體未必能代表澳大利亞整個媒體，甚至某家媒體上的某些報道也未必能代表這家媒體的所有編輯記者，反詰和反擊他們言論的文章也時有所聞，我至今仍然堅信澳大利亞媒體的大部分編輯記者是有良好的職業(yè)操守和求證能力的;
二、 某些報道確實能扭曲輿論、起到噪聲的作用，但決不能代表民意、代表澳大利亞“沉默的大多數(shù)”。一些智庫機構所做的民意調查也都支持了這點。
至于我當初答應捐款時的考慮，我承認，其中當然有與人為善、不習慣“說不”的華人慣性，但更多的，是我希望能促進華人依法參政。
環(huán)球時報：回想起來，您認為這件事是否只是個“意外”？其他的在澳華人是否也面臨這種危險？您所認識的華商朋友有類似擔憂嗎？
黃向墨：這一事件，對我來說，確實是十分意外的。相關部門對我長達兩年的背景調查，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個給我澄清的過程：挖地三尺，一無所獲，倒是確認了我的言行沒有任何違反澳大利亞法律。“意外”的是，這樣一個宣稱民主、法治的體系，會放任情報機構的某些人用“莫須有”的罪名處罰一個毫無過錯的永久居民，乃至公然挑釁外交政策與國際承諾。
同樣的風險，當然也會降落到任何一個華人、乃至其他族裔的任何人的頭上。相關機構在對我羅掘窮盡、毫無證據(jù)的情況下，還能一意孤行，諸位請捫心自問，倘或你有任何一點問題，不論大小，那不正成為其予取予奪的借口嗎？中國古話說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海外華人是相當多元的，包括有著多元的政治理念。對于這個事件以及我本人，有不同的解讀。對此，我不僅理解，也十分尊重。需要重視的是，如果與澳大利亞外交政策及法律完全一致的言行都會受罰，處罰還會有標準嗎？誰來掌握這巨大的彈性執(zhí)法？還有誰可能是安全的？
不僅華人從此不安全，其他族裔也會遭遇同樣的風險。對我的攻擊和詰難，聚焦于我親近中國，但中國畢竟是澳大利亞的邦交國、是頭號經貿伙伴，不是交戰(zhàn)國、不是敵國;親近中國不僅合法、而且合情合理，這與其他族裔的澳大利亞人親近自己的祖籍國完全一樣。今天，華人能因親近中國而受罰，明天其他族裔的人也同樣會因親近自己的祖籍國而受罰。
某些華人同胞可能認為這是ASIO推行“反共”的需要，似乎只要自己不染紅、不沾紅即可，但是，支持祖國和平統(tǒng)一與個人政治觀點的顏色有什么關系？只要你身為炎黃子孫，當別人要將你“抹紅”的時候你又如何自辯？更進一步要考慮的是，澳大利亞政府能以國家之名與“紅色中國”建交，法律上也沒有任何反共防共限共的條款，即便“親共”也絕不是錯、更不是罪，卻為何可以容忍情報機構某些人建立法外之法、國中之國呢？
我是一個商人，對政治信仰沒有興趣，但我是華人，熱愛自己的族群、熱愛自己的祖籍國、也熱愛自己的子孫將在此生活下去的新家園。我希望能盡己所能推動華人同胞更好融入新家園，與其他族裔一同努力建設新家園，這就是我鼓勵華人同胞政治參與且身體力行的根本原因，這在我的諸多文章中、諸多演講中都一次次地被提及，但是，某些機構聽不到、某些媒體聽不到，他們是選擇性地失聰，甚至選擇性的誤讀誤譯，所謂的“反共”無非是他們用以排華的借口而已。
環(huán)球時報：這幾天澳大利亞主流輿論如何？預估一下，支持您的占多大比例？長期以來，一些澳大利亞媒體在抹黑華人、渲染中國威脅方面出奇地統(tǒng)一，這是為什么？可否在此再次重申一下關于某些媒體對您攻擊的回應？
黃向墨：前面已經談了，某些報道、某些媒體不能代表澳大利亞的主流輿論。自2015年以來，部分澳媒對華人的抹黑攻擊，已經上演了六季，當下的是第六季。但是，值得我欣慰的是，還是有相當多的文章，對此予以了批駁，發(fā)出了理性的聲音;也有不少的政、商、學界朋友給我送來了問候與慰問。
因此，我自己堅信，也希望華人同胞、尤其是華文媒體也要認清，包括澳媒在內，澳大利亞社會的主流不是這幾篇報道、這幾個記者所能捆綁代表的。只是我們不能再做“啞裔”，要發(fā)出聲音，讓世界看到澳大利亞真正的輿論，避免這個國家走回白澳政策、走向極右的民粹主義。
環(huán)球時報：200年來，華人華僑在澳大利亞政治經濟及社會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有說法稱這是澳大利亞在對待華人影響力方面的一個“分水嶺事件”？是否有這么嚴重？
黃向墨：華人來澳，至少已經200年。1818年，來自廣東的麥世英在杰克遜港下船，成為有記載的最早一批來澳華人移民之一。華人是澳大利亞最早的建設者之一，與原住民和諧相處，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族裔共同努力，為建設一個繁榮、富足、和諧的澳大利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2016年的人口統(tǒng)計中，華裔澳大利亞人已超過120萬,占人口總數(shù)超過5%。
去年，澳大利亞各界2000多人、近300多個華人團體聯(lián)合在悉尼隆重集會，紀念華人來澳200周年。聯(lián)邦總理、聯(lián)邦反對黨領袖以及各州州長都分別為紀念大會發(fā)來了賀信，以“全家福”的方式體現(xiàn)了“全澳一家親”。我很榮幸能擔任大會主席。澳大利亞各界對這個大會的反應十分正面積極，新南威爾士州議會上議院還一致通過動議，對華人來澳200年的貢獻予以高度肯定，對大會表示高度贊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