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茨茅斯大學歷史學教授大衛(wèi)·安德拉斯(David Andress)在《文化癡呆》(Cultural Dementia)一書中指出，當今政治生態(tài)中“刀耕火種”式的憤怒是對過去歷史的刻意遺忘。安德拉斯反對對于歷史的淺顯解讀，如果每件事都是循環(huán)中的一部分，那還有什么去值得發(fā)現(xiàn)的？不過他也承認，“除非你足夠富裕，不然所有事情的解釋都會歸結(jié)到經(jīng)濟原因上來。經(jīng)濟上的匱乏和不安總是會迅速轉(zhuǎn)變?yōu)閼嵟蔀楹罄m(xù)事件的‘替罪羊’。”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和教師，我一直在嘗試讓人們理解，社會總的說來是個暴力和等級分明的地方，”他說。“像你我這樣的人希望社會不再那么充斥著暴力和階級差別，所以會為此努力，但我們從未真正成功過。當人們感覺自己足夠安全的時候，我們才能勸說他們和善地對待別人。”憤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東西，但當它廣為流傳時，就會成為占據(jù)主導性的社會情緒。安德拉斯注意到那些歷史上未被憤怒所裹挾的時代，“敵意一直都存在，這就使得和平年代的政策和計劃更為重要。”

　　對于憤怒的精神心理學分析并不排斥經(jīng)濟因素，也不將其作為一項“全新現(xiàn)象”所解釋，但人類情感中確乎存在現(xiàn)代化語境導致的新生部分。作為極具洞見且頗受歡迎的學術(shù)著作《社交網(wǎng)絡的心理動力學》一書的作者，艾倫·巴利克(Aaron Balick)表示：“我很確定，憤怒在當下被更多地表達出來。我們所見的是一系列情緒‘傳染’的結(jié)果，而社交媒體應該為此負一部分責任。憤怒也有從眾效應：如果有人將其表達出來，這會驅(qū)使更多的人都去表達自己的憤怒。”從心理學角度來說，重要的不是情緒本身，而是它帶來的行為，比如對于情緒的發(fā)泄、消化或是壓抑。

　　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任何細小瑣碎的事情都能成為扣動憤怒的扳機。有了Facebook之后，成千上萬的人都能接觸到他人表達的憤怒。不論我們處在康德拉捷夫曲線的哪一點上，我們的生活經(jīng)歷與過去的人都是如此不同，他們只會因為某種“嚴肅”的大事才會“傳染”憤怒，比如燒死女巫。

　　“狂熱情緒已經(jīng)不僅僅存在于對于‘政治正確’的追求中，當你積累了過多情緒，就會爆發(fā)出來。比如有些職場上就是如此，辦公室里的每個人都在抱怨，負面的情緒一直堆積，不可能會自我疏導，也沒有人去主動解決。”這無疑是事實，很多辦公室里一直存在著嘈雜的抱怨，親近的關(guān)系只能由分享負面情緒而形成。正因為你沒有合理地對待負面情緒，你才會越來越喜歡抱怨。

　　憤怒亦可區(qū)分“好壞”

　　對于職場上的“憤怒”，我們常常束手無策，但社交媒體的出現(xiàn)使我們得以將其轉(zhuǎn)移到生活的其他領域。你可以瀏覽論壇和網(wǎng)站，為別人家懶惰的丈夫和麻煩的婆婆感到憤怒不已;也可以找到在政治意見甚至是標點運用方面“志同道合”地大發(fā)雷霆的朋友;沖著火車上吵鬧的兒童大吼，或是怒罵把自己的狗留在車里的主人，這些橋段天天都會在Facebook上演。巴利克表示，這些社交論壇“使得狂熱情緒的‘傳染’成為可能”，但同時這也不是百分百的壞事。例如，社交媒體上潮水般的憤怒最終導致了“阿拉伯之春”的發(fā)生，還有其他由民眾發(fā)起的請愿網(wǎng)站或是公益性項目。很多傳播甚廣的訴求就是從社交媒體上“惹惱”網(wǎng)民的某個故事開始的。

　　特定的情緒爆發(fā)可以產(chǎn)生有建設性的結(jié)果，而要想?yún)^(qū)分“好”的憤怒和“壞”的憤怒，就必須思考憤怒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侵入了你的空間，你可能會因此發(fā)怒，并且讓他‘滾開’，這種目的在于維持個人邊界的憤怒也是有‘建設性’的，”巴利克表示。社交媒體的復雜性在于，“有人可能會僭越我們的身份或是信仰體系”。要是有人在超市里推著購物車碾過你的腳趾，出于對陌生人的禮貌，你可能也不便對此發(fā)怒。所以，當你回到線下的真實世界時，虛擬世界中的那一套就不管用了。而我們在網(wǎng)絡上進行著“自我聲明”的同時，這一行為中的私人邊界卻隨時都可能被他人所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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