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富珉認為“說教式”“喊口號”的思想教育都很蒼白。她還記得多年前有一位學生要退學，她陪著學生在操場上一圈一圈走，一直走到深夜，告訴學生“機會很難得”“要勇敢面對困難”。但總有一種“很努力卻使不上勁的感覺”，如果是現(xiàn)在，她會多聽聽那位學生的聲音。

　　如今，她的辦公室像居委會，誰都可以敲門進，和室友發(fā)生矛盾、和女朋友相處不好、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她坐在椅子前，認真傾聽這些“天大的小事”。

　　多年前，在中科院的一本《青年心理學》的書上看到“愛的需要”“性的需要”“人際的需要性”，這對樊富珉觸動很大，很多問題不能用“一個大道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可以解決。

　　她在課上講生命價值觀的教育。先談論別人的死亡，設計一個“泰坦尼克號”練習，船上有市長、老師、警察、商人等等，同學們?yōu)樽屨l死爭個不休。然后再談論自己的死亡，讓同學們寫下墓志銘。她也讓學生列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樣東西，然后一一刪除，留下最重要的。有的學生說“我就是要掙錢”，引起別的學生爭論，她會讓學生說下去，“那掙錢之后呢”，那個同學回答“要蓋孤兒院”。她從不批評和指責，“我要示范沒有簡單的對與錯和好與壞。”

　　多年前，一個輔導員帶來一位因打游戲掛科不能畢業(yè)的男生，讓她做咨詢工作。第二次男生并沒有按照約定赴約，那時候沒有手機，她想方設法找到了那位男生。樊富珉說“我們約好了，你沒來，我很擔心”。男生讓她不要擔心，他也不會再去咨詢，他知道自己的成績畢不了業(yè)。樊富珉問他“今后的打算”、“如何向父母說這個情況”，男孩說要和他的一位師兄一樣去游戲公司工作，不會告訴父母沒有畢業(yè)，他找到工作后父母也不會多說。

　　樊富珉尊重他的意見，“他已經(jīng)做了所有最壞的結(jié)果的應對方式，我也不會擔心他畢不了業(yè)去自殺”，“我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改變他，他的選擇是他的權(quán)利。”

　　她也講如何處理親密關系，如何處理焦慮。課堂的規(guī)則是同學們自己制定的，保密，出了課堂不泄露；不玩手機，保持專注和投入；不批評和指責與自己不同的觀點等等。

　　她愛穿顏色多樣的衣服，紅的、紫的、橙的、黑的，“離年輕人更近一些”。有時候坐在后排的同學發(fā)言，上課的階梯教室很大，她會迅速走過去，站在同學的身邊，注視對方。她說的最多的是“我特別欣賞你的勇敢”“我特別感謝你的分享”。

　　樊富珉要讓她的課放下所謂的“高高在上的、權(quán)威的角色”“給學生一個安全的氛圍說話”“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需要，而以前是不關注這個東西的”。

　　很多學生都記得在樊富珉課上被觸動的瞬間。有旁聽的同學感慨，“就算只是您萬千學生中的一個過客，我也會感謝您記得我，想起您贊揚的點頭微笑，和在人群中緊緊摟住我的肩說‘我好喜歡你呦，想當年我大二的時候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有學生存著1995年時樊富珉在上海講課的磁帶，即使沒有了錄音機，那30盤磁帶還留著。

　　有老師向樊富珉抱怨“學生上課要點名才回答問題”，她說“我的課從來不要點名”。她記得幾乎所有學生的名字，有時候做團體輔導，一個團體里有時有六七十人，“兩三天的課程下來幾乎都記得”。她說是“硬記”，“腦子里一遍遍默念。”

　　二十多年前，她在全國高校第一次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發(fā)展》課，教材也是自己編寫，如今這門課已經(jīng)成為清華大學本科精品課，也是教育部首批網(wǎng)絡視頻公開課。

　　隨著年紀的增長，這幾年樊富珉越發(fā)感到一種時間“緊迫感”。

　　她開的課越來越多，65歲的她今年在清華開了13門課。即使上了20年的課，她的多位助教說，“樊老師永遠講最新的東西”、“到最后一刻都在改PPT”。

　　她剛剛卸任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注冊工作委員會的倫理組組長，她這第一任做了10年。“中國有100多萬人拿著二級三級咨詢師證，真正在做心理咨詢的也就兩三萬人”，她和北大錢銘怡教授等同行一起建立了注冊審核制，推動心理健康服務行業(yè)的規(guī)范。

　　她去做很多培訓。她給廣西19所監(jiān)獄的警察咨詢師做培訓，“罪犯再錯，也還可以找到優(yōu)點”，“只是指責和批評，會讓他們覺得是社會渣滓，失去改造的動力和信心。”

　　“聽別人說話”，在樊富珉看來，是能“讓別人產(chǎn)生內(nèi)在力量的”。她出現(xiàn)在爆炸后濃煙還未消散的天津港、地震后路還未完全通的云南魯?shù)楹豌氪?，還有發(fā)生“非典”時的北京、連續(xù)發(fā)生工人跳樓的富士康公司。

　　她給地震中的孩子上課，“災后第一課不應該教數(shù)學、語文，而應該講‘我們發(fā)生了什么，我們該怎么面對’”。她帶著“已經(jīng)沒有表情”的救援官兵做團體輔導，發(fā)泄情緒。也設計儀式讓失去親人的人放飛氣球，寫一封給逝者的信，與亡靈對話。她在“非典”時把辦公桌臨時改成救援熱線點，撫慰他們“害怕被傳染”的恐慌。

　　她總共去了39次汶川，有時候航線緊張，飛機經(jīng)常凌晨兩三點起飛。在魯?shù)榈卣饡r，61歲的她最多的一天，工作了16個小時。

　　樊富珉也給自己寫下墓志銘，“這是一位幸福的女性，她從事著自己鐘愛的心理咨詢事業(yè)，她愛著和被愛著，來自丈夫的、女兒的和所有學生們的。”

　　1990年，樊富珉37歲，第一次出國。她選的專業(yè)是青年心理學，也是同批出國的10位老師里唯一選擇心理學的人。她當時帶著一個疑問，“為什么大學生會自殺？能不能幫？怎么幫？”

　　她至今還記得一串腳印，在一座高樓7層的平臺，雪地里一串長長的腳印通往平臺邊緣，欄桿附近的腳印密集而凌亂。一個女孩在這里結(jié)束生命。那些腳印“是選擇死還是活的內(nèi)心沖突，是對未來看不到希望的無望感啊。”

　　正是這些腳印，讓她選擇了咨詢心理學。

　　實習生 袁文幻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