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口人的蝸居

　　但是，隨著家庭人口增多，工人村的房子，漸漸擁擠起來。

　　上世紀60年代，沈陽八王寺汽水廠職工楊連廣家里一個尋常夜晚。16平方米的房間里，一家人吃完地瓜、玉米煮成的晚飯，愛人李金鳳坐在鋪著紅格子布床單的床上繡花；家里的老人們坐在床上，做鞋看報；楊連廣坐在三屜桌前的木椅上，彈著大正琴；孩子們，有的聽著音樂，有的嬉戲玩耍，有的躲在壁櫥里的“小床”上，翻著白天剛借來的小人書……一家子10口人都擠在這里。

　　隨著工人們結婚生子，“豪宅”變成了擁擠的“小房”，很多家庭幾代人擠住在一起。

　　到了上世紀70年代，李樹義的4個孩子都長大成人，大兒子結婚之后沒住房，只能依然住在家里。李樹義便在房里搭建了“吊鋪”，以便增加面積。大兒子和兒媳住在靠里的床上，拉上布簾遮擋，老兩口兒住在吊鋪下邊，兩個年輕的兒子住在吊鋪上，最小的兒子則擠在壁櫥里。

　　“我們家當年就這樣！當年我就睡在吊鋪下。”指著“工人村生活館”展廳里的吊鋪，來參觀的73歲老人李淑珍眼里泛著淚花。由于房子小、人多，家家都有壁櫥，里面隔好幾層，白天放被子衣物，晚上每層都要睡一個小孩。

　　分房時，一個兩室一廳住兩家，共用一個廚房、廁所。廚房狹小，兩家同時做飯，很容易碰在一起。李貴新告訴記者，早上去廁所，兩家都是安排好時間排隊去。鄰居張爺爺家里新買了電視機，附近五六家鄰居擠在一起看“阿波羅登月”，床上、板凳上、地上坐著或站著10多口人。

　　那時結婚辦喜事都是在家里張羅。住房面積小，只能借用鄰居的房間擺喜桌。樓下支起帆布大棚，搭建爐灶，鍋、碗、瓢、盆、盤也都是鄰居們提供的，碗、盤底部還要貼上各家姓名，以免宴席后還錯人家。

　　肯努力，就能過上好日子

　　上世紀90年代末，沈陽工業(yè)企業(yè)陷入發(fā)展低谷，大量工廠停產、半停產， 35萬國企職工中有13萬人與企業(yè)協(xié)議解除勞動關系，還有大量工人回家“休假”，當時的沈陽市鐵西區(qū)“工人村”，被稱為全國最大的“工人度假村”。

　　“度假村”的背后，是難掩的辛酸。王寧還記得，那時候自己還在上初三，班里隔三差五就要捐錢，每次都是哪個同學父母的單位不行了，家里生活困難，希望同學幫助一下。父母討論的總是哪一家廠子又垮了，工人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我二姑9000元就買斷了幾十年的工齡。因為姑夫也沒有了工作，全家沒有經濟來源，經常鬧矛盾離了婚。二姑帶著女兒搬到‘工人村’的長輩家生活。她離開工廠，不會干別的，只能做點家政零活，收入不穩(wěn)定。為了不交采暖費，她們就在樓里燒煤取暖，女兒的學費也是挨家挨戶借出來的。當時，四五十歲的男工人不好就業(yè)，沒有工廠可去，就搶著做一些收入較低的看倉庫、當保安的活兒。”王寧說。

　　那時的“工人村”，房屋老化嚴重、破舊不堪。

　　2002年開始，鐵西區(qū)進行“東遷西建”改造，和沈陽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開始合署辦公，共同成立鐵西新區(qū)。200多家企業(yè)搬到城郊，老鐵西區(qū)改造為居住區(qū)，通過產業(yè)空間置換，借助級差地租和土地財政推動產業(yè)轉型。鐵西區(qū)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大批企業(yè)再次稱雄，一棟棟新住宅拔地而起。

　　“無論生活多艱難，只要一大家子人努力，就能過上好日子。”沈陽機床廠的老職工陳國忠說，1999年，大兒子陳富瑞和二兒子陳喜瑞都失去了工作，一大家子搬離了“工人村”，搬到沈陽市大東區(qū)里的棚戶區(qū)住。陳富瑞在工廠開過車，找親朋好友湊錢買了出租車，當起了司機。陳喜瑞和媳婦在農貿市場門外經營了一個早點攤，2008年租了一個門市房，開了一家早點鋪。

　　春節(jié)時候，陳國忠與當年一個小組的工友聚餐，回憶往昔歲月。如今，很多職工還住在鐵西區(qū)，只不過不再是“工人村”，而是新建的高層樓房。“工人村”在城市建設中被拆除，當時鐵西區(qū)決定，保留一“圍合”既一個建筑群，作為歷史文化遺跡，在這里建起了“工人村生活館”。

　　“工人村的故事，說也說不完。每次過年回家，都要去這里看看。不論我們這些產業(yè)工人的子弟走到天涯海角，鐵西的工業(yè)時代里，都有我們永遠的鄉(xiāng)愁。”王寧說。

來源：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2-05/81411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