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舉一例，印證文書侍從之甘苦。一九三七年陰歷年，陳布雷函告家人“為職務所羈，不能返家度歲”。原來，陳布雷受蔣介石之命，在杭州“新新旅館”閉門撰寫《西安半月記》。陳布雷回憶當時情景：“時適陰歷元旦，寓中寂無他人”，寫完半月記，即赴上海西愛咸斯路蔣寓，呈蔣過目。

    受蔣驅(qū)策二十載，陳氏部屬蔣君章(1905~1986，江蘇崇明人，曾于大陸解放前任職行政院新聞局主任秘書)說陳布雷“以一介書生從政，直接間接影響了二十年的中國政治，但他依舊沒有改變書生的本色”。然而，凄風苦雨、敗象畢露的國民黨政權(quán)，深深刺激了陳布雷。國民黨版徐詠平氏寫的《陳布雷先生傳》如是勾勒陳氏死前的客觀形勢：“民國三十七年戰(zhàn)局呈現(xiàn)嚴重的危機：一月九日，沈陽淪陷，以后東北漸失，華北震動。三月，山東、河南激戰(zhàn)。四月，陜北匪軍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開封失陷。七月，襄陽失陷。八月，東北匪軍進犯熱河。九月，濟南失陷。十月，長春失陷，十一月，徐蚌會戰(zhàn)開始。十一月一日，物價管制解凍，金圓券崩潰，物價狂漲。失敗主義到處流行，和談空氣極為厚。北國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氣爽，京滬交通混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遠方淮海戰(zhàn)役炮聲隆隆，南京碧空如洗，陳布雷選擇這一天自戕身亡，無異為南京政府敲下第一記喪鐘。

    縱觀陳布雷這一生，對蔣介石堪謂忠心耿耿，鞠躬盡瘁。誠如致蔣遺書中，陳布雷剖心之論：“我心純潔質(zhì)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無其它私心”。陳氏棄世一周年，他的昔日同僚陶希圣嘗謂：“黨的分崩離析是布雷先生最傷心的一事?！R終一日的日記中，他對于黨的團結(jié)問題，流露了憂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緒之中，這無疑是重要的成分。”

    在“黨國”危如累卵之際，陳布雷猝然自戕，必然在他身后留下諸多蜚短流長，紛紜臆測。從陳氏遺留之生前文稿，與近十封墨沈未干的遺書，可明顯透露其厭世的真正原因。印證當時國民黨諸要員的追念文章，不僅可以看出死因端倪，也可以從國民黨方面的視角，對陳氏死亡之謎，找到另一個可資尋思的路徑。

    譬如，在陳布雷去世前兩天寫的雜記中，有這么一段話，似乎可以從中追索出他思想日趨灰色的幽微：

    “人生總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倘使我是在抗戰(zhàn)中因工作關(guān)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長江舟中）被敵機掃射轟炸而遭難，雖不能是重于泰山，也還有些價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實在緊張，積勞成疾而死，也還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為腦力實在使用得太疲勞了，思慮一些些也不能用?？紤]一個問題時，終覺得頭緒紛繁，無從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復一日，把急要的問題，應該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戰(zhàn)時體制）一天天拖下去，著急盡管著急，而一些不能主動。不但怕見統(tǒng)帥，甚且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油盡燈枯了。為了這一些苦惱，又想到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像我這樣，虛生人間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棄之心，雖曰不謂為臨難茍免，何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