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認知中，“殺人償命”或對罪大惡極者判處死刑，就是公平的實現(xiàn)和正義的伸張。臺灣歷次民調均顯示，超過八成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然而，“廢死”與“臺獨”“反核”一樣，被民進黨奉為“神主牌”之一，其通過政治操弄已然在島內塑造“實質廢死”的局面。本文從道德哲學和司法哲學層面對“廢死”議題進行了辨析，并揭示民進黨推動“廢死”的背后意圖。

12月3日，諸多中國國民黨籍“立委”在賴清德辦公室前的凱達格蘭大道發(fā)起“追思白玫瑰”游行，紀念島內女教師被性侵致死案10周年，訴求反對“廢死”，民進黨籍“立委”王世堅亦參與其中。事件源起臺灣高雄師鐸獎女教師2014年遭性侵并被榔頭重擊致死，嫌犯劉嫌曾五度被“判死”，但最后臺灣地區(qū)“最高法院”根據(jù)今年9月20日公布的“大法官”第8號釋字，認為兇嫌非犯“最嚴重之罪”，改判無期徒刑，令輿論嘩然，引發(fā)此次反“廢死”游行。

從理論上說，臺灣地區(qū)“刑法”仍有死刑，且規(guī)定死刑定讞的犯人必須在1周到半個月之內執(zhí)行。但在現(xiàn)實中，盡管臺灣死刑定讞已經千難萬難，但臺灣司法界早已達成“檢察院盡量不訴死、法院堅持不判死、監(jiān)獄拖著不處死”的詭異默契，臺灣已經形成“實質廢死”的局面。而此次“追思白玫瑰”游行，則再度將“是否‘廢死’”的辯論推向臺灣社會輿論的中心。

事實上，關于“死刑”存廢問題的爭鳴，既涉及道德哲學，也關乎司法哲學的辯論，乃至在業(yè)已“廢死”的部分西方國家，仍然存在爭議。首先，從道德哲學來看，對死刑存在的質疑主要有兩點：一是國家究竟可不可以殺人。廢死者強調，“如果你認為殺人是錯的，那你就不能支持政府去吊死一個人”。故而從大前提“殺人是錯的”到“國家殺人也即殺人”，推出邏輯自洽的結論“所以死刑是錯的”。但此關鍵的邏輯漏洞在于大前提“殺人是錯的”本身有問題。顯然此問題的對錯要置于具體的情境中考慮，如面對歹徒被迫以自保的正當防衛(wèi)理論，亦構成所有法治國家法理常識，則在某種適當?shù)那榫诚逻@一論據(jù)是缺乏支持的。二是國家究竟有沒有權力殺人。廢死者強調，“按照政治契約論，人民不可能給予國家殺害自己的授權”，如18世紀法學家貝卡利亞所主張的契約國家觀念。但即使置于政治契約論的考察下，按照霍布斯的論述，人民締結政治契約組成政府，系為了免于“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政府的主要目的系防止這一戰(zhàn)爭狀態(tài)出現(xiàn)并運作自身的權力。這一政府責任，實質就包含了人民與政府另一重隱性契約，即政府有權利采取必要措施，處罰挑起“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之個別人，即萬一有人犯規(guī)殺人的話，他也必須被政府處死，以此來保障戰(zhàn)爭狀態(tài)的不會出現(xiàn)。總之，并非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錯誤，而政府也確實有權利為維護多數(shù)人免遭內戰(zhàn)狀態(tài)下的可能“殺害”而對個別“違規(guī)者”實施死刑。

其次，從司法哲學來看，廢死者主要主張的是死刑的功用不足以威懾大多數(shù)情況下已然非理性的嫌犯，且多出于報復性的情感需要。但衡量死刑存廢，不應僅僅著眼于司法正義的哲學，而需回歸最起碼的正義觀念，即一個人應獲得與其行為相稱的后果。當一個人選擇殘忍、非法地結束另一個人的至上生命權時，他也應付出失去自身生命權的代價。這是一個樸素的正義論常識，而無需被后續(xù)煩冗的西方所謂司法哲學辯經所干擾，也無關乎司法的功利效果。判處死刑選項的存在，是因為它符合最原始、最起碼的正義觀念，而無關于它的效果會是怎樣，“殺人償命”本身即樸素、“應然”的。除此之外，當一個人以殺人作報復手段，此殘忍的行為或許業(yè)已開除了他本身的“人籍”，而不能置于冗長、費解、晦澀、亦所謂“人性化”的“政治正確”中加以開脫。

可見“死刑”存廢問題在學理上至少有相當?shù)臓幾h，而在民意態(tài)度上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在臺灣社會，有絕對多數(shù)的民意反對“廢死”，據(jù)臺“中華人權協(xié)會”統(tǒng)計業(yè)已逾過八成，臺灣自身的所謂“刑法”亦載有“死刑”條款。而臺灣司法機構利用所謂“釋憲權”，形成臺灣社會“實質廢死”的局面，既是對多數(shù)民意的踐踏，也是對相關“法律條文”的“亂解”。這不民主且“違法”式的“釋憲”，被民進黨文宣部門“合理化”為所謂“司法中立”。誠然，按照西方文化脈絡，司法權應保持對于激昂民意的適度超越以體現(xiàn)所謂“中立”，但在實踐中，這往往體現(xiàn)為司法部門對于原初法條的捍衛(wèi)，以抵制民眾可能激進的立“新法”行為。

而在臺灣的情境下，多數(shù)民意是支持按照既定的“刑法”對待死刑問題，卻是司法機構一再罔顧民意、廢棄“法律”，濫用“釋憲權”進行亂解，這或許不是“司法中立”，而是“司法獨裁”：利用法律體系的漏洞合乎程序地終止它本應該適用的法律，且置多數(shù)臺灣民意于無可奈何之境地，是為一種權力的專斷與濫用。考察臺灣“實質廢死”的脈絡，其推動“廢死”始于2000年，那一年正是民進黨首次上臺。據(jù)臺媒報道，“廢死”運動的兩大高光階段：成為“政治正確”、達成“軟性廢死”，恰恰都和民進黨兩次上臺高度重合。而“廢死”跟“臺獨”“反核”一樣，是白紙黑字寫入民進黨黨綱的“神主牌”之一。這不是簡單的巧合，實際上，臺司法機構“司法專制”的背后，正是民進黨的“意識形態(tài)專制”。民進黨在其意識形態(tài)作祟下，合乎程序地廢止了它應當執(zhí)行之法律，并置多數(shù)民意呼聲于不顧。可見的是，民進黨基本教義派的意識形態(tài)驅動，會罔顧現(xiàn)存“法律”框架與民意訴求之約束，欲使得兩者均為其頭腦中的意識形態(tài)以“買單犧牲”。

實際上，關于“死刑”存廢問題的爭鳴性質上屬于“后現(xiàn)代性”的政治議程，所涉及的“政治正確”也是“后現(xiàn)代性”的哲學論述，該議程與論述均屬人類社會的“前沿問題”。而臺灣社會自有一些起碼的“前現(xiàn)代問題”尚留待解決，即臺灣社會本身的安全問題：在兩岸尚未達成任何和平協(xié)議與統(tǒng)一前協(xié)議的前提下，兩岸法理上是處于內戰(zhàn)關系狀態(tài)下的。此時臺灣的安全是存疑的，這一問題或許比“后現(xiàn)代性”議題更為緊迫。令人嗟嘆的是，盡管大陸有耐心與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但民進黨內的基本教義派，卻一直試圖挑戰(zhàn)攸關兩岸和平的一個中國框架，為兩岸和平帶來嚴重挑戰(zhàn)。于是，這也構成民進黨內部的一個矛盾觀感：一方面以重視生命權為由推出所謂“廢死”議程；另一方面，卻任由黨內基本教義派推動類似“集體自殺”之“臺獨”議程，而置臺灣多數(shù)之生靈為不顧。與“死刑”的懲罰相比，“臺獨黨綱”更像是懸在臺灣社會上的“達摩利斯克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