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初中歷史課綱“去中國化”是個不爭的事實，可臺教育主管部門卻可以大剌剌地說編輯落點在“略古詳今”，在培養(yǎng)“世界公民”，其言雖大，卻就是司馬昭之心的文飾之詞。而即便事情真就如他們所講，“略古詳今”與“世界公民”這兩個觀念其實也大有誤區(qū)，與“進步價值”一樣，率爾認(rèn)定，就會被它牽著鼻子走，還自以為是。

就說“略古詳今”吧！時間最近的東西應(yīng)該數(shù)據(jù)最多，也與當(dāng)今現(xiàn)況最直接相關(guān)，了解歷史，從這里出發(fā)再往外延伸，愈遠(yuǎn)愈淡，誰曰不宜！但其實，若只這樣，反而就悖離了歷史，尤其是歷史教育的本質(zhì)。

人要了解歷史，一是在“知所從來”，歷史原就是對自身存在的一種溯源；一是在“以古為鑒”，透過歷史能讓人鑒古知今；而另一則在“生命認(rèn)同”，所謂“典型在夙昔”，歷史提供了典型，讓當(dāng)代生命跨越時空與其交會，由之更能有“立身之本”。

而就這三個了解歷史的目的來說，你都不能只“略古詳今”。

“知所從來”，看來很自然地就會略古詳今，但歷史是一條時空綿延的線，只能逐漸淡去，卻不能硬生生截斷。臺灣社會受儒釋道深遠(yuǎn)影響，你不知春秋，就不知儒家之立；你避談魏晉，就不知莊老玄學(xué)的發(fā)展；你略言隋唐，就不知佛法的中國化，以及它為何能在后世深深影響我們的生命觀，這樣，又如何能談“知所從來”？

“以古為鑒”，并不在就以古人為師，而是將生命觀照的時空軸拉寬拉大，游于歷史長河，你就容易看到自己的局限。想想，哪個時代不多的是自以為站在真理一方的人，也只有透過深長的時空軸映照，生命才能避免獨斷。時空軸能拉大，心量就大，有天也才真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甚且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人就較不會目光如豆，只計較當(dāng)前之利。

“生命認(rèn)同”，是指真能做為自己生命整體參照的常就是另一個生命，這種生命對生命的影響，遠(yuǎn)大于單一事物的領(lǐng)略。人都有其認(rèn)定的生命典型，一生也常就依此典型所示的軌跡而行。而歷史，正在“示其典型”。你不能只以一村一鄉(xiāng)、一時一地之人為范，也不能只以今人為范，因為，選擇的范圍有限，高度也常就有限，所謂“讀圣賢書，所學(xué)何事？”正因有圣賢之標(biāo)竿，你才知生命可以有如此之追求。而此圣賢，并不須就是儒家所講的典型，每一行每一業(yè)都有自己的歷史典型，整個社會也會有大家崇仰的典型，而有些典型甚且是跨文化、跨古今的，如釋迦、如老莊、如孔子，其重要性跟身處的年代遠(yuǎn)近并沒關(guān)聯(lián)，你又如何就“略古詳今”？

“以古為鑒”、“生命典型”都牽涉到時空軸的長遠(yuǎn)寬廣，也都不是愈近自己就愈能為鑒、愈為典型，所以談生命觀照，最好能“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是在這樣寬廣的坐標(biāo)下，擇其可為參照者而談，而“略古詳今”看來自然，卻就容易讓自己陷于器識短淺。

不幸的是，這器識短淺與臺灣的本土化發(fā)展竟似共生，而這情形也不只從今日始。猶記得十幾年前小兒子讀初中的時候，有天忽然問我：“為什么我們課本讀不到爸的作品？”這問題對我這年紀(jì)的人真是匪夷所思，課文不就更多的在應(yīng)對歷史已沉淀的典型嗎？細(xì)問之下，才知他在課本及補充教材上，看到了我多位老友甚至是學(xué)生的作品及人物介紹，也難怪會有此問。當(dāng)然，這些朋友、學(xué)生有他們的成就，其中的確也有可入書之人，但如果我們生命主要的參照或仰慕對象就只局限在此，不說格局有限，更容易只以一時一地之當(dāng)?shù)罏橐罋w，被選的、讀它的，也就容易夜郎自大、以管窺天，這樣做，真就是關(guān)起門來自己爽的。

歷史原是時空的沉淀，大肆地談還沒沉淀的東西，這種“略古詳今”其實最悖反歷史的本質(zhì)。“略古詳今”，可以在別的地方談，但以此來談歷史教育，所造就的也必然是器識短淺的下一代，而這正是“去中國化”要付的代價。

（本文摘編自臺灣《中國時報》作者為文化學(xu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