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愈演愈烈的臺大校長遴選風波，臺灣當局教育部門負責人潘文忠日前以“健康原因”請辭，成為蔡英文行政團隊又一位離職高官。

　　在臺灣公務人員體系中，大致可以分為政務官、事務官與民意代表這三類。各級民意代表由民眾投票選出，目前臺灣立法機構有113席民代；事務官就是文官，通過考試進入公職機關，然后逐級晉升，最高可擔任當局行政部門副負責人，也就是所謂“常務副部長”；政務官則依托當局政治任命而產生，像潘文忠這樣的行政部門負責人（“部長”）便屬于此類。

　　雖然政務官看似位高權重，但在不少人眼中，政務官其實是三者中性價比最低的。事務官執(zhí)行政務官的命令，如果沒有違法情況，便可以平安地待在機關直到退休；民意代表只要選得上，動動嘴皮子能干個幾年十幾年的；而擔任領導崗位的政務官，能干滿一任四年的鳳毛麟角，不是黯然求去就是被轟下臺，成了名副其實的“臨時工”。

　　一方面，政務官多數來自于學術界或經濟界，精通理論卻疏于實務，慣于授業(yè)解惑卻拙于協(xié)調，這些精英未必能適應島內官場文化；另一方面，作為行政部門的一把手，政務官要面對民眾的挑剔目光與島內嚴酷的政治環(huán)境，有的干了48天就宣布辭職，強調自己像“誤闖政治叢林的土地，渾然不知周遭都是陷阱”。近日，島內媒體盤點了因為四類黯然請辭的島內政務官。

　　政績不佳請辭

　　這種情況是最常見的，其中又能細分成兩種，一種是自己干到不咋地，第二種是替上級當“替罪羊”。這其中有代表性的職務就是臺灣當局實際的二把手——行政機構負責人。從2000年民進黨上臺開始算起，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朝執(zhí)政共18年，竟換了14位行政機構負責人，最長的不過2年有余，最短的竟不過百日。

　　由于沖在第一線，一旦出現(xiàn)民意下跌、出現(xiàn)執(zhí)政危機、選舉失敗，都能成為行政機構負責人下課走人的理由，偏偏島內這十來年狀況又特別多，因此行政機構負責人如走馬燈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新的一位便是林全，他從2016年5月上任到2017年9月下臺，干了一年半時間。這一年多來蔡英文強推“轉型正義”、一例一休、軍公教年金改革、前瞻計劃，把要得罪的人都得罪了，接下來要拼2018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就順勢把林全換下來，讓綠營大佬賴清德接盤。這對于飽受綠營非議的“老藍男”林全來說，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遭起訴請辭

　　被稱為“臺灣經濟之父”的當局經濟部門負責人尹仲容，則是遭起訴后請辭公職的第一人。

　　1954年，他被時任當局副領導人陳誠任命為經濟部門負責人兼“信托局局長”，成為穩(wěn)定臺灣經濟的關鍵人物。一年后，當局支持的揚子木材公司因為經營不善倒閉，參與授信借貸的信托局被牽連其中，尹仲容遭民意代表指控與木材公司負責人有所勾結，惹上官司。

　　盡管同年10月臺灣地區(qū)法院宣判尹仲容無罪，但尹仲容還是宣布辭去經濟部門負責人與“信托局局長”職務。他在請辭信中寫道：“惟仲容備位‘閣僚’，既需對簿公庭，自不能專心政務，擬請淮予辭去‘政務委員’兼‘經濟部長’職務，以免貽誤，公私均感，敬請鈞安。”雖然行政機構負責人俞鴻鈞曾慰留尹仲容，但面對洶涌的輿論，還是同意他去職。

　　直到1957年8月，尹仲容案情大白，又被當局重新啟用，他主持制訂的臺灣《加速經濟發(fā)展計劃大綱》，為臺灣經濟發(fā)展奠定基礎。

　　因病請辭

　　同樣為臺灣經濟貢獻良多的行政機構負責人孫運璿，則是因病請辭公職。相比起尹仲容，孫運璿從大陸來臺灣更早。1945年臺灣光復后不久，他被任命為臺灣電力公司機電處處長。當時“二戰(zhàn)”剛結束，臺灣電力系統(tǒng)受損嚴重，一到晚上全島一片漆黑，臨危受命的孫運璿5個月就讓島內電力供應恢復80%。

　　1967年，他被任命為當局交通部門負責人。從上世紀70年代起，臺灣“十大建設”中交通領域的六大建設都由他負責，這些建設為臺灣經濟騰飛打下了基礎。之后在轉任經濟部門負責人后，他在新竹成立了帶有官方色彩的民間研究機構——工業(yè)技術研究院。如今，旗下的臺積電和聯(lián)華電子已成為國際知名高科技公司。

　　1978年，孫運璿出任行政機構負責人。正在他仕途一路看好之時，1984年4月24日早起時突發(fā)腦溢血中風，不得不辭去公職，退出政壇，政治生命就此畫上句號。

　　前當局行政機構負責人郝柏村曾透露，蔣經國晚年曾親口對他表示，接班人選應該是孫運璿，“他堅持讓孫運璿做‘行政院長’，是預計任期屆滿時，讓孫運璿做接班人，但后來孫運璿中風了，連‘行政院長’也不能做了”。

　　多說一句，就是靠像尹仲容、孫運璿這樣的能人，幫助臺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政見不合辭職

　　道不同不相為謀，既然與上級無法共處，索性離職而去，最典型的就是宋楚瑜。

　　1974年，留美歸來的宋楚瑜成為蔣經國的英文秘書，從此步入臺灣政壇。1988年蔣經國去世后，宋楚瑜輔佐李登輝接任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和國民黨主席，自己也擔任了國民黨秘書長一職。1992年國民黨在民意代表選舉中遭敗，宋楚瑜被要求下臺，李登輝出面指派宋楚瑜出任臺灣“省長”，當時兩人情同父子。

　　之后，臺灣在1993年舉行省長選舉，在李登輝的全力相助下，宋楚瑜以近60%的支持率成功當選。宋楚瑜四年“省長”任內頗得民心，聲望也達到巔峰，甚至有超過李登輝的趨勢。

　　兩人關系開始出現(xiàn)微妙轉變。由于對宋楚瑜巨大聲望不安，在李登輝的主導下，1997年臺灣開啟“凍省”進程，旨在弱化“省長”職能，改由地區(qū)領導人直接任命無實權的“省主席”。

　　1996年年底，宋楚瑜宣布“已請辭省長”。不過，這兩份辭呈，當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行政機構負責人連戰(zhàn)都沒有批準，直到1998年底，宋楚瑜以“請辭待命”身份恢復上班，完成最后兩年的有名無實的省長任期。這為宋楚瑜脫離國民黨參加2000年地區(qū)領導人選舉埋下伏筆。

原文標題：當“替罪羊”、政見不合、遭起訴......臺灣高官辭職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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