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國家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

　　堅持獨立自主的傳統(tǒng)，同時又善于向外學習，這構成了中國在應對全球化挑戰(zhàn)過程中實現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顯著經驗之一。中國的大國復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復興，而是大國文明的復興。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文明追求的是“可大可久”，既在維持大國規(guī)模的同時又能長久延續(xù)的大國之道。

　　大國之道的養(yǎng)成，一方面要求我們不僅總結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已有的實踐經驗，更要總結歷史文明傳統(tǒng)中的豐厚經驗智慧，形成以深厚的歷史意識作為支撐的大國戰(zhàn)略思維;另一方面則要繼續(xù)批判性地研究、消化、取舍近代世界大國的經驗，尤其是延續(xù)時間最久的兩個大國——曾經的大英帝國與現在的美國。之所以說“批判性地”，是必須去除其中侵略、擴張的毒素，這也正是中西大國在大前提上的分野所在。

　　無論從內部促生具有歷史意識的大國戰(zhàn)略思維，還是在對外學習中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大國之道的養(yǎng)成都需要強有力的學術支撐。對應大國之道，支撐起它的也可以說是一種“大國學術”。

　　新教資本主義國家英、美以工業(yè)、商業(yè)、貿易與金融在全球擴張。英國的海外冒險、擴張多以移民和私人企業(yè)先行，被認為是“個人帝國主義”。英國政府的角色是以船堅炮利作為支撐，一方面對付法國、西班牙等歐洲競爭國家，另一方面對付所謂不愿“自由貿易”者以及殖民地的抵抗。除企業(yè)、政府外，有著宗教狂熱精神的傳教士，也對帝國的文化擴張尤其文化殖民起了巨大作用。

　　對外擴張離不開對海外知識、信息的掌握，除了殖民地官員向帝國中心發(fā)回的調查、地圖以及外交官出訪記錄，更多的是東印度公司等諸多公司發(fā)回的報告，英國皇家地理協(xié)會等各種協(xié)會的調查，探險家、科學家、傳教士等的報告及旅行記錄，甚至還有記者的海外新聞報道、作家的小說等等。被傳回倫敦的海量信息、知識，不但極大激發(fā)了英國人對外移民、擴張的熱情，更集聚成一個巨大的數據庫，幫助帝國掌握和研判海外不同地區(qū)社會政治文化狀況。英國人將這些整理成冊，并根據不同地區(qū)的差異做出調整，使其具有了廣泛適應性。英國歷史學者約翰·達爾文在《未終結的帝國》一書中就說，英國海外擴張“最有力的王牌就是它的適應性”，對不同地區(qū)采取不同的政策。

　　取代英國而起的美國，可謂英國海外擴張的升級版。美國那些超大規(guī)模的跨國公司與金融資本在全球擴張、逐利，它們提供的一份份內部研究報告既是對世界各地形勢時時處處的研判，也是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有意引導甚至誤導世界的手段。全球知識的提供者還有美國中情局、國防部等部門的智庫以及分別代表民主、共和兩黨利益的研究機構。大學里國際關系、國際戰(zhàn)略研究的學術支撐，則是文明史與全球地區(qū)史研究的結合，提出“文明沖突論”的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就是一個典型代表。當然，提供全球知識的自然少不了美國遍布世界各地的外交系統(tǒng)提供的分析報告，美國駐外使館系統(tǒng)往往具有自覺的政治意識與戰(zhàn)略思維，能夠超越單一的技術官僚思維，深入甚至無孔不入地掌握當地政經形勢。最后還有覆蓋全球的國際新聞報道，這種輿論話語權優(yōu)勢，使其能夠隱蔽性地在所謂新聞客觀性中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無論英國還是美國，政府、企業(yè)、智庫以及其他不同行業(yè)的精英打成一片，才使這些大國既具有戰(zhàn)略思維的遠見，又具有短期戰(zhàn)術的洞察力和實操價值。

　　英美作為世界大國的崛起或延續(xù)，雖然在目的和手段上都與中國不同，但僅就大國如何獲取必需的學術支撐而言，仍有借鑒意義。如今的中國企業(yè)在大規(guī)模“走出去”，一個常被提及的問題是，這些走出去的企業(yè)過于關注行業(yè)本身，而對當地社會政治與歷史文化缺乏足夠了解，更談不上細心研究，因而容易水土不服、投資失敗。這與西方一些跨國企業(yè)時時跟進的研究報告形成了對比。

　　總體而言，現在中國企業(yè)“走出去”還是比較依賴過往由國家相關部門的海外政策研究提供關于投資地的知識與研判。過去，我國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各部門內設的政策研究室里，有時難免有偏于部門利益的一面。這些年發(fā)生了一些轉變，比如原有的國家政策研究部門直接轉化為智庫，或在高校設置智庫，二者都更強調政策研究的客觀性。但這些智庫研究本身的實操性，尤其是最終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轉化為政策，這些方面顯然還存在未能打通的節(jié)點。

　　當然，就大國學術支撐而言，除了官方拓寬獲取全球知識的渠道外，人文社科學者的使命毋庸置疑。比如國際關系學者，不僅要有文明史以及全球地區(qū)史的視野，還應借助一切走出去的機會，深入研究當地的社會政治、歷史文明，同時也為我們“走出去”的企業(yè)或其他主體提供具有實操價值的研究報告。這是具有儒家“天下觀”的大國國際關系學者應有的學術抱負，而非過多忙于種種課題。

　　總之，中國的大國之道，也需要政府、學者與企業(yè)在“大國學術”所要求的全球地區(qū)研究領域打成一片。如果再加上記者的報道、旅行者的游記等對當地百姓日常生活的精微觀察與體驗，我們就能在對外時獲得更具適應性的學術支撐。當然，我們在出發(fā)點上與當年英美的侵略、擴張完全不同。

　　同英美的另一重要不同還在于，中國的大國之道除了需有更具全球適應性的“大國學術”支撐，還要有大格局、大視野的國家戰(zhàn)略統(tǒng)籌。中國的大國規(guī)模是以國家、政府為主軸，而西方社會是以工、商、資本為主軸，政治反而是圍繞這些的。如同處理國內繁雜問題需要統(tǒng)籌一樣，中國作為真正的大國“走出去”，光有外交或技術事務層面的高超手段遠遠不夠，還需要有政治意識、歷史意識和文明視野下的國家統(tǒng)籌?！?/p>

原文標題：大國之道需有更具全球適應性的大國學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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