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鹽木典茶”，還是“絲棉糧食”，都是傳統(tǒng)時代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宗行業(yè)，徽商在這些行業(yè)里長袖善舞，曾經(jīng)把握甚至控制了國民經(jīng)濟的命脈，超越諸多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幫，獨占鰲頭，執(zhí)掌牛耳，對社會發(fā)展、時代進步和人民生活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地位特殊，無可替代。

因此，徽商可謂傳統(tǒng)時代最為成功的商幫。

“賈而好儒”費資財

然而，19世紀中期前后，中華大地處于進入新時代的前夜，社會劇烈轉型，而徽商沒有像晉商那樣，創(chuàng)出日后控制全國金融命脈的票號業(yè)；沒有像廣東商人、寧波商人甚至洞庭商人那樣，從事中西交易橋梁作用的買辦行業(yè)；沒有像廣東、福建商人那樣，紛紛走出國門，闖蕩世界；也沒有像寧波商人那樣，從事大規(guī)模的海上運輸業(yè)和輪船運輸業(yè)，以及其他諸多新式行業(yè)；更沒有像無錫商人那樣，從事近代紡織業(yè)、機器繅絲業(yè)和糧食加工業(yè)。他們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傳統(tǒng)的典當、茶葉、茶食、徽館、藥業(yè)和文房器用等行業(yè)中。

新行業(yè)風起云涌，徽商的步伐卻逐漸放緩。在應運而生的銀行業(yè)等現(xiàn)代金融業(yè)中，在近代交通業(yè)、近代書報業(yè)、近代輕工業(yè)、機械制造業(yè)、輪船運輸業(yè)，乃至近代成衣業(yè)、糧食加工業(yè)、進出口業(yè)等方面，徽商的做法相對保守，眼界不夠開闊，氣局不夠宏大，執(zhí)著有余，而變通不足，是以守成多而創(chuàng)新少，拘于舊業(yè)而轉營少。其整體能量和影響力，不僅遠遠落在長期與他們旗鼓相當?shù)臅x商下風，更被沿海的廣東、寧波商人遠遠超過，無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如此說來，徽州商幫的興衰，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行業(yè)的原因，還有時代變遷的原因，同時受到清廷內外政策的影響，受制于與官府和官員的關系，更有其自身的深層原因。

就商人的活動地域而言，長江中下游和運河一線，一向是商家必爭之地。鴉片戰(zhàn)爭后，“五口通商”(根據(jù)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個沿海城市辟為通商口岸)，為寧波、廣東商人的發(fā)展提供了極大機遇，而徽商卻受地理和語言條件的限制，失去了一次良機。

咸豐初年爆發(fā)的太平天國戰(zhàn)爭，受禍最烈的長江流域，既是徽商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qū)，也是徽商從事各種長途販運的根據(jù)地，十幾年的兵燹，將徽商的根基徹底摧毀，堵塞了徽商與華北大地的商業(yè)大通道——京杭大運河。而徽商又未能像洞庭商人那樣，及時將經(jīng)營重心轉向日漸興旺的通商都會上海，也未能像廣東、寧波商人那樣，到上海別開新局，卻將原先遍布長沙、漢口、蘇州等地的商務陸續(xù)收縮至家鄉(xiāng)徽州。此消彼長，在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商業(yè)大舞臺上，徽商地位自然相形見絀。

就商人的氣質和特長而言，徽商是有文化的商幫，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幫中，堪稱書卷氣最濃。他們雖然高喊“良賈何負宏儒”(大意為“優(yōu)秀的商人并不輸于大學問家”，明朝中葉與張居正及王世貞同榜進士出身的徽州歙縣人、文學家兼政府高官汪道昆語)，賈儒之間，迭相為用，賈而好儒，骨子里仍是左儒右賈，不惜代價，念茲在茲，以培養(yǎng)子弟科舉成功走上仕途為終極目標。因此，徽商在諸多商幫中，也是仕宦性最強的一支商幫，培養(yǎng)傳統(tǒng)知識分子和各級官僚最為成功。

徽商挾其文化素養(yǎng)較高的優(yōu)勢，為繁榮文化事業(yè)不斷做出貢獻，在書籍流布、戲劇表演、工藝欣賞諸方面大力投資，經(jīng)之營之，這一點，在各地商幫中同樣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徽商不惜動用重金，召集南京的“興化部”和“華林部”兩大戲班大會，“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讓他們東西分列，同時演奏《鳴鳳》劇，互相競爭，一分高下，并遍征金陵之貴客文人到場觀看。正是在徽商的扶持贊助下，江南名伶進京匯演，走向各地，唱響全國，形成“四方歌者必宗吳門”的盛況。

明朝后期，江南興起收藏古董鑒賞書畫的風氣，以有無古玩為雅俗之分，而“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徽州別稱)耳食”，推波助瀾者其實就是徽商?；丈膛c江南士大夫一起，一次次將江南的書畫市場炒作得紅紅火火，其熱鬧程度甚至波及到東瀛列島?；罩萆倘思捌渥拥艿氖詹?，也令業(yè)界同人刮目相看。此風氣首開于歙縣汪道昆兄弟、濮南吳氏、叢睦坊汪氏、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榆林程氏，所蓄多是海內名器。

據(jù)時人記載，“休、歙名族如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法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與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賞鑒家所津津稱道者。”百年之物，歷久彌貴，徽商“鑒寶”之法眼，具有相當專業(yè)水準，決不是一般所謂“附庸風雅”。

可惜如斯作法與嗜好，卻在精力上和資本上，大大影響和限制了徽商經(jīng)營事業(yè)的繼續(xù)擴張。

“紅頂商人”終受累

就與各級政權和官員的關系而言，徽商也以擴大聲勢、聯(lián)絡人情，以至交結權貴、尋求政權庇護最負盛名，所謂“善行媚權勢”是也，所謂“烏紗帽”是也。

在近代前期，商人要想成為佼佼者，要想控制甚至壟斷某個行業(yè)的經(jīng)營，通常必須與政治或權勢建立緊密的聯(lián)系，獲得后者的支持和保障?；丈趟?jīng)營主要行業(yè)，即“鹽木典茶”與“絲棉糧食”等，既與各級政權最有關系，依附性和攀附性也就特別強。正是在擴大聲勢、求名以求利方面，徽州商人最舍得下工夫，人稱“其氣力足以設財役貧，其聲勢足以聯(lián)樞藉要”?；丈套苑顑€約，但用于應酬交際和糾紛訴訟卻往往毫不吝惜。生活在明嘉靖、萬歷時期的汪道昆曾形容說，徽商“入則擊鐘，出則連騎，暇則招客高會，侍越女，擁吳姬，四座盡歡，夜以繼日，世所謂芳華盛麗非不足也”。

徽商在經(jīng)營活動中獲得的利潤，很大部分消耗在奢侈性消費和千方百計攀援政治勢力的巨大花費上，僅兩淮鹽商報效和捐輸給朝廷的銀子就達3000多萬兩。平時窮烹飪，擺闊氣，斗新奇，更不惜巨量資財?！鹅ㄎ髦裰υ~》描寫：“人家十戶九為商，積累盈余返故鄉(xiāng)。捐過功名娶過小，要開風氣造華堂。”生動地描摹了徽商不惜巨資交結官府和所得資財轉移回家的情形。以奢侈性消費以求取聲名，做大做強生意，也是傳統(tǒng)商人活動的一種基本方式。

在經(jīng)商乃至一般社會活動中，徽商攀援權貴和官府勢力的例子，比比皆是。明弘治年間戶部郎中李夢陽說，淮揚鹽商富比王侯，以其厚資，“以蓄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藉其陰庇”，說的就是徽商最喜交結豪貴，謀求庇護。今人所熟知的清朝后期“紅頂商人”胡雪巖，就更為典型了。

清光緒年間，以學問知名的宗室大臣盛昱曾經(jīng)形象地論述徽州兩淮鹽商與官府官員的關系，謂：“乾隆盛時，揚州鹽商供巡典、辦年貢而外，名園巨第，絡繹至于平山，歌童舞女、圖畫金石、衣服肴饌，日所費以鉅萬計。官以商之富也而 之，商以官之可以護己而豢之，在京之縉紳，往來之名士，無不結納。甚至聯(lián)姻閣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其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賄，皆取之國家之課與民之膏血”。

說徽商的賄銀“皆取之國家之課與民之膏血”未免過甚，但不擇手段交結各種有用勢力，則是徽商較之其他商幫更為明顯的特色，與官府官員緊密結合互相利用，則是徽商最為擅長的。

誠如安徽師范大學周曉光、李琳琦等徽學研究者所指出的，徽商之所以能成為明清時期執(zhí)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幫，與其不遺余力地攀援政治勢力有關。清朝后期，徽商所緊緊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窮，氣息奄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徽商也就日薄西山，日益凋敝了。(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商業(yè)史學會副會長，專攻明清江南地區(qū)經(jīng)濟史。) （來源：中國經(jīng)營報，原標題：徽州商幫衰落記：貽誤徽商是儒學，原網(wǎng)址：http://www.china.com.cn/news/shanghui/2011-10/28/content_237519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