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論汪曾祺：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2017年05月16日 14:48:28
來源：鳳凰文化 作者：王安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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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與如今將簡單的道理表達得百折千回的風氣相反，他則把最復雜的事物寫得明白如話。他是洞察秋毫便裝了糊涂，風云激蕩過后回復了平靜，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我勸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嘗嘗，都吃一點。一個一年到頭吃大白菜的人是沒有什么口福的。——汪曾祺（1920.3.5 - 1997.5.16）
今天，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1997年的此時此刻，這位被譽為“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的77歲老人永遠離開了我們。無論是《人間草木》中的自然風物，還是《歲朝清供》中的人生百態(tài)，亦或是中學課本里那令人難忘的“咸鴨蛋”……在汪老的筆下，一切都顯得趣味盎然，而又充滿哲理；旁征博引，而又如鄰家長者，娓娓道來。恰如王安憶所說：
正好與如今將簡單的道理表達得百折千回的風氣相反，他則把最復雜的事物寫得明白如話。他是洞察秋毫便裝了糊涂，風云激蕩過后回復了平靜，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本文原題《汪老講故事》，感謝活字文化授權(quán)發(fā)布。
汪曾祺與沈從文
汪曾祺老的小說，可說是頂頂容易讀的了。總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說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輕輕松松帶了讀者走一條最最平坦順利簡直的道路，將人一徑引入，人們立定了才發(fā)現(xiàn)：原來是這里。誘敵深入一般。堅決不豎障礙，而盡是開路，他自己先將困難解決了，再為難別人。正好與如今將簡單的道理表達得百折千回的風氣相反，他則把最復雜的事物寫得明白如話。他是洞察秋毫便裝了糊涂，風云激蕩過后回復了平靜，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汪曾祺的小說寫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鈍地講一個閑來無事的故事。從頭說起地，“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地開了頭。比如：“西南聯(lián)大有一個文嫂”(《雞毛》)；比如：“北門外有一條承志河”(《王四海的黃昏》)：比如：“李二是地保，又是更夫”(《故里雜記》)，開頭徐徐地往下說，從不虛晃一槍，弄得撲朔迷離。
他很負責地說完一件事，再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來：由八千歲的米店寫到八千歲的大黑騾子，大黑騾子帶出了宋侉子，由宋侉子的騾子說到宋侉子的錢，錢又牽出了虞小蘭，虞小蘭在街上碰到了八千歲，八千歲生怕受了誘惑，“趕快邁動他的大腳，一氣跑回米店”，于是開始了米店里的日復一日的生活，米店里的生活再引出了八舅大爺，八舅大爺敲詐了八千歲，八千歲最終說了一句：“給我去叫一碗三鮮面”，便很無聊地完了。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啊！這似乎僅只是一個從青菜蘿卜到三鮮面的生涯。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生涯呢？一個小資產(chǎn)者偶然的又是命定的受挫，亂世里一個人的人生觀的轉(zhuǎn)變，僅此而已，卻也足夠了。
汪曾祺老總是很笨拙很老實地講故事，即使是一個回憶的故事，他也并不時空倒錯地迷惑，而是規(guī)規(guī)矩矩地坦白出什么時候開始回憶了，將過去式與現(xiàn)在式很清楚地劃出，拉開距離，很不屑于去玩些小花頭似的。然而，通篇看下，這一生的沉浮又成了一個“晚飯后的回憶”，其中便有了極深的悲涼，真是“而今識盡愁滋味，卻道天涼好個秋”。
由此可見，郭慶春的一生安排成一場飯飽后的回憶，結(jié)構(gòu)的本身就包含了內(nèi)容。汪曾祺貌似漫不經(jīng)意，其實是很講究以結(jié)構(gòu)本身敘事的，不過卻是不動聲色，平易近人。他不動聲色地講述著人們?nèi)諒鸵蝗盏纳嫞瑓s帶出了一樁特殊事件。他寫李三的更夫的日子，寫他的職責、工作，“一進臘月，李三在打更時添了一個新項目，喊‘小心火燭’。李三一邊敲一邊來到了河邊，看見船幫外別著一支船篙，順手牽走，牽不動了，篙子的后梢被一只很有勁的大手攥住了。”結(jié)果李三有史以來第一次挨了罰。
汪曾祺與夫人
汪曾祺老筆下幾乎沒有特殊事件，都是一般狀況，特殊事件總是在一般狀況的某一個時節(jié)上被不顯山不露水地帶出。事實上，汪曾祺的故事里都有著特殊事件，堪為真正的故事，這種一般與特殊的結(jié)構(gòu)上的默契，實是包含了一種對偶然與命運的深透的看法，其實也是汪曾祺的世界觀了。
汪曾祺講故事的語言也頗為老實，他幾乎從不概括，而盡是詳詳細細、認認真真地敘述過程，而且是很日常的過程。他將秦老吉的3個姑爺做活的情景寫得那么仔細：绱鞋，剃頭，捏糖人。他決不用很漂亮的詞藻歌頌他們熱愛勞動以致熱愛生活，他只將那過程一一寫到，便完了。寫迷路這一回事，他便一筆一劃地寫他如何迷路：“我住在一個村子里，比如說是王莊吧，到城里去辦一點事，再回來，我記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來時走進一個樣子也真有點像王莊的村子，一問，卻是李莊！還得李莊派一個人把我送到王莊。”
寫大學生的窮酸與灑脫，他便本本分分地寫他們怎么窮酸與灑脫：
他們的襪子沒有后跟，穿的時候就把襪尖往前攏攏，窩在腳心里，這樣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來了。他們的襯衫穿臟了，脫下來換一件。過兩天新?lián)Q的又臟了，看看還是原先換下的一件干凈一些，于是又換回來。有的要去參加Party，沒有一件潔白的襯衫，靈機一動，有了！把襯衫反過來穿，打一條領(lǐng)帶，把鈕扣遮住，這樣就看不出反正了，就這樣，還很優(yōu)美地跳著《藍色的多瑙河》……文嫂看到這些先生，常常跟女兒說：“可憐!”
將人物的說話作為敘述的部分，也是汪曾祺時常用的。有時候?qū)υ捯痪湟痪涞?，有點像詩：“孩子的媽媽有時來找孩子，就問侉奶奶：‘看見我家毛毛了么?’侉奶奶就說：‘看見咧，往東咧。’或‘看見咧，過河咧’……”說的話總是很平常的，不說也可以的話，可是若真的不說了，便不真切了似的。并且在一整段第三人稱的敘述里，忽有了第一人稱的說話，便十分的活了。
汪曾祺的文字里，總是用平凡的實詞，極少用玄妙的虛詞，如是虛詞，也用得很實：
大家對外科醫(yī)生都不大看得起，覺得都有點“江湖”，不如內(nèi)科“清高”。
“江湖”用得很實，“清高”本來很文面，卻用得平俗而明了。汪曾祺是很難得用險要的詞的，他用的詞總是最俗氣、最平庸，比如他用“熱鬧”兩個字，在已經(jīng)生造出許許多多新詞的今天．這兩個字簡直已經(jīng)不大有作者用了．而汪曾棋卻很會用：
“因此老遠地就看見干河南岸，綠柳陰中排列著好些通紅的盆盆桶桶．看起來很熱鬧”(《故里雜記》)
“每年還做花子會，很多花子船都集中在一起，也很熱鬧。”(《故里雜記》)
前一個“熱鬧”用得很有氣氛了．后一個“熱鬧”則其樂也融融似的。汪曾祺用詞倒有些像他自己寫郭慶春導演：“他不說‘交流’，卻說‘過電’‘你們倆得過電哪！’他不說什么‘情緒的記憶’這樣很玄妙的詞兒，他只說是‘神氣’。‘你要長神氣——長點，再長一點。’人人都能懂，寫得很厚道。
汪曾祺還常常寫一些實得不能再實的大實話，我們上海人叫做“說死話”。“說死話”，真是很不好解釋的，這是一種用料極少卻很有效果的幽默。說過之后，人們一邊笑一邊會說：“這還用你說？”可說了與不說卻大不一樣。
“說死話”是南方人的幽默，北方的幽默常常是真槍實彈的。汪曾祺很會說死話，說得不露痕跡，比如上面引用的迷路的一段，走進莊子后，“一問，卻是李莊！還李莊派一個人把我送到王莊”，其間就有著“說死話”的味道。還有《云致秋行狀》：小馮入神地看著致秋的像，輕輕地說：‘致秋這張像拍得很像。’”
汪曾祺還可將一個很平常，甚至有點輕俏隨便的詞用得很重要。比如《雞毛》里寫文嫂的女婿的一段，最后一句是“下江人女婿答應(yīng)養(yǎng)她一輩子”。一個“答應(yīng)”一個“養(yǎng)”。于文嫂都是再關(guān)鍵不過的事情了。有了女婿的“答應(yīng)”與“養(yǎng)”，她還有什放不下的事呢，于是“文嫂胖了”。有什么比“胖了”更能說明問題的呢！
汪曾祺難得也會虛無得很，比如許招弟看見郭慶春在賣柿子，只說了一句：“你……這樣了!”這樣了?怎樣了?彼此大家心里一片明鏡，清澈見底，先前今后一目了然。大約是應(yīng)了《雅論》說的。用虛字要沉實不浮，用實字要轉(zhuǎn)移流動”。汪曾祺可將作者們不大看得起的字用得出神入化，這與他將字放在什么樣的句子里，句子又放在什么樣的段落里，段落再放在什么樣的體裁里，大有關(guān)聯(lián)。他的很平實的字句語不驚人，讀起來自然流利，十分的上口，一句一句的，其實很有節(jié)奏，有如白話的長短句——
很多歌消失了，
許多歌的詞，曲的作者沒有人知道?！?nbsp;
有些歌只有極少數(shù)人唱，別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學校的校歌。
這自然是一個比較顯著與典型的例子，更多更多的是隱蔽更不易察覺的節(jié)奏，比如“戴著金簪子去打粥!——侉奶奶打粥，你龐家也打粥?!”(《故里雜記》)比如“每天他清早出門，傍晚回家。拍拍白木的板門，過了一會兒，門開了”(《徙》)。不僅是句子里有節(jié)奏．段落間也有節(jié)奏，一整篇故事都有節(jié)奏，比如《職業(yè)》，從“文林街一年四季，從早到晚，有各種吆喝叫賣的聲音”開了頭，然后便不慌不張很舒張地描寫一樁一樁的買賣生意，舒張至最后，則以“忽然大聲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聲：捏著鼻子吹洋號!’……”戛然而止。這一結(jié)尾，將前邊整個舒張的甚而有些拖沓的節(jié)奏都催緊了。而那前邊整整一篇瑣細全成了一則故事。因了這些節(jié)奏，汪曾祺平淡的字句才不平淡，甚至很有色彩。
汪曾祺還很少感情用語，什么都是平平常常實實在在地去寫。人心里有時會有的那一股微妙曲折的情緒，他像是不經(jīng)意去寫似的，他總是寫實事，而不務(wù)虛。然而，時常的，很無意的一句話，則流露出一種心情，籠罩了之前與之后的全篇。比如八千歲去看小千歲捉住的一只寶石眼的鴿子，“翻過來，正過去，鴿子眼里的沙子就隨著慢慢地來回流動，他覺得這很有趣，而且想：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王四海的黃昏》的末尾：“這天他收到老大、老六的信．看完了，放在信插子里，依舊去遛彎?！ ?/p>
他坐在承志橋的靠背椅上，聽見遠處有什么地方在吹奏‘得勝令’，他忽然想起大世界、民眾樂園，想起霓虹燈、馬戲團的音樂。他好像有點惆悵。他很想把那對護手鉤來耍一會。不大一會，連這點意興也消失。”“王四海站起來，沿著承志河，漫無目的地走著。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令人想起這個浪跡天涯而最終落地生根的江湖藝人離奇又平常的一生。有了前邊的王四海的生平，此時才可生出這樣一股心情，有了最后的一段話，才可去想前邊王四海的生平。這其實是一個愛情的故事，卻沒有一個與情愛有關(guān)的字，可是一個藝人放棄了六合天地五湖四海，在一個小鎮(zhèn)上棲了身，還能再苛求什么呢?還有那鎖著的房間里，散線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聲音，《珠子燈》傳達出的情感也實在很多了。
汪曾祺與家人
汪曾祺老用最平凡的材料說一個不那么平凡甚至還相當要緊的故事，可謂大道不動干戈。真是大智若愚了。不過，汪曾祺有時候難免也會笨過頭反露出了聰明，比如《星期天》，他寫道：“全系教職員工，共有如下數(shù)人。”然后是一、二，三、四地下去，直下到“九，我。”亦太過簡陋。明明是在寫小說，卻偏偏不寫小說,而寫檔案似的,則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倒更像做文章了。再比如，《迷路》,寫到最后,他終于被領(lǐng)回了王家梁,人們“騰地一下子站了起來。他們的眼睛分明寫著兩個字:老虎”。“老虎”二字正應(yīng)了前邊隨意似的寫到的老虎出沒，露出了刻意求工的破綻。于汪曾祺老，似乎是不應(yīng)犯的錯誤，盡管汪曾祺老爺是應(yīng)該犯錯誤的。
大道不動干戈的境界，決不是一日兩日的修養(yǎng)。曾聽人說過，汪曾祺在他年輕的時候（汪曾祺自然也是有年輕的時候），寫過復仇者的故事：說一個人死時，將他后人的名字刺在兒子的手腕上，囑兒子一定要為父報仇。兒子走過萬水千山走到了一個村子里，見一個樵夫在砍柴，樵夫手腕上正刺著兒子的父親的名字，兒子便轉(zhuǎn)身回了家鄉(xiāng)。
這是一個絕妙的故事。構(gòu)思極其工巧而精致，且又奇峻，以此可見汪曾祺也是人人奇峻別致出發(fā)而至今日的淡泊如水。以此還可見汪曾祺是很會講故事的，實已是講故事講出了精，才到了今日的“情節(jié)淡化”。奇致已成了骨子，而不在皮毛。
還聽說汪曾祺老曾在《沙家浜》劇組工作過，全國八個樣板戲的荒漠時代是一回事，樣板戲的內(nèi)容本身是另一回事?！渡臣忆骸菲鋯柕某~是令人難忘的；比如那一段“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個中虛實對仗，又工整又靈活，且又自然天成，以此可見汪曾祺是很專研詩詞的。有了這詩詞的功夫作底，明白如話的文字才可有詩意。
曾有一次在上海金山開會，汪曾祺注意到我的發(fā)言稿中有“聒噪”二字，便問我的“聒”從何得來。我說并沒有什么地方，就這樣很平常。他讓我再想想，我想了想，說：“是從《約翰·克里斯朵夫》里得來。”他便說：“這就對了，《約翰·克里斯朵夫》是誰譯的？是傅雷。傅雷是什么人??？”傅雷是學貫中西的譯家，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實。汪曾祺是極重用字的，如今這一派天真純樸，實已經(jīng)是經(jīng)歷了二次否定的皈依。其間的奧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像我這樣分析汪曾祺的小說，不知汪曾祺老同意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