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在媒體見面會上。蔡震攝

旅居海外的著名女作家嚴歌苓每次出新書都會引起關注，前天下午，她回到國內(nèi)攜最新作品《舞男》在上海言幾又書店為讀者簽售，并接受了媒體采訪。嚴歌苓的藝術之旅是從紅舞鞋開始的，文學和舞蹈成了她生命的兩個部分，她的小說主人公有許多都是舞者。她透露，《舞男》 最早是她從朋友那兒聽來的故事，她把這個故事進行了藝術加工。有意思的是，為了此番寫作，嚴歌苓還特別去百樂門等舞廳體驗生活。 揚子晚報特派記者蔡震上海報道

寫作過程： 從啟迪到完成持續(xù)近10年

嚴歌苓告訴記者，《舞男》是一個令她自己比較滿意的小說，其創(chuàng)作過程，從啟迪到完成持續(xù)了近10年，“我用一個30年代舞男，留在百樂門的一個鬼魂，來觀察今天的男女、今天的愛情，還是不是當年那樣。”她表示，這本作品不僅是一個文學的思考，也有社會的思考。“我希望觀察這個時代男女有時因性別顛覆而出現(xiàn)的角色定位尷尬，看看他們會如何自處。”

小說描寫了上海灘舞場里的一個舞先生楊東，在陪舞的生涯中偶然邂逅了中年精英白領蓓蓓，地位懸殊、文化背景懸殊、年齡懸殊的一對男女，在這個光怪陸離的時代演繹了一場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戲。而貧富和階層的巨大差異，時時在撕裂著情欲。小說中還穿插了一個上海老克勒石乃瑛的老靈魂敘述，是作家精心安排的復線敘述，既作為男女情感世界的參照系，又烘托出搖曳多姿的上海味道。

市場觀察:因電影書才賣得好很可悲

問及這本新書和以往的書比起來，最大不同點是什么？嚴歌苓表示，“最大不同點是我的參與，過去總認為我是一個中國社會的旁觀者、一個側(cè)目而視的人，現(xiàn)在我覺得對中國社會參與已經(jīng)越來越多，可以說比前幾年寫中國本土的故事要自信得多。因為每隔兩個月都要回來一次，因此在寫作的時候，非常有激情，非常飽滿，感覺到自己牢牢地把控著這個故事、人物、氛圍。”她自評說，這本新作是這幾年寫當代生活當中最有自信的、最有把握的一部小說。

現(xiàn)在影視資本很瘋狂地追逐文學，如何看待這種現(xiàn)象？嚴歌苓表示，沒有什么不好，“我不能說你得便宜還賣乖。世界上的很多名著被改編成過電影，是使名著的價值一直保持下去的方式，用電影把觀眾變成更多的讀者，這是一個好現(xiàn)象。”但她也強調(diào)，“關鍵是，僅僅是因為有了電影，書才會賣得好，沒有電影，好文學都活不了，還得找這么一個寄居體來活，這本身來講，讓我感到悲哀和憤怒?，F(xiàn)在大家一聽誰的小說被某某導演買去了，大家覺得那是一個值得看的小說，證明我們讀書的人越來越少了。”

嚴歌苓還關注到，“現(xiàn)在的電影做出來的質(zhì)量那么淺薄、那么輕浮，真的是感覺到，如果能夠有一個比較理想的電影和文學的局面，就好了，但是什么？現(xiàn)在一時想不出來。”

影視改編：很想和姜文導演合作

談到想要合作的導演有哪位？嚴歌苓表示，“我想要合作的導演有很多，甚至很年輕的一些導演，我都覺得應該合作。”但她覺得，很多時候經(jīng)濟因素決定一部電影被誰做，由誰來導。因為投資公司總是要大咖、大導演、大明星，沒有大導演招不來大明星，大明星又不跟一般的小導演合作。她說，自己很想跟姜文導演合作，“我一直很想和姜文導演合作，我們也是好朋友，常常也談到這些問題。”除了姜文，嚴歌苓說，還有想和婁燁、賈樟柯合作，“他們是純粹的，比較小眾，但是讓我感覺到他們對電影藝術的追求，那樣一種非常嚴格的審美觀和情感表達方式，我覺得特別難得。”

說起心目中的舞男，嚴歌苓說，這個扮演者必須擁有很好的舞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