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七卷本《阿城文集》結(jié)集出版，想采訪阿城本人，卻被告知“不太可能”。為了讓這個文學史上的“異秉”（借汪曾祺先生小說名）重新浮出水面，《書鄉(xiāng)周刊》記者特地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和八十年代的許多人一樣，孫郁在阿城處女作《棋王》甫一發(fā)表時，就覺出了他的功力，后來也一直關(guān)注他的創(chuàng)作。這次聊天式的采訪，不僅關(guān)涉了阿城的人和文，也折射了諸道文學史、文化史景觀，希望能碰撞出一些比所謂“文學史”更有趣的啟示出來。
作家阿城
傳統(tǒng)：“他回到五四之前更久遠的地方”
《書鄉(xiāng)周刊》：阿城處女作《棋王》最初發(fā)表時，您讀到感覺怎么樣？
孫郁：那時我們看了，都傻了，小說還能這么寫。他回到了過去明清小說的傳統(tǒng)里，又有一點現(xiàn)代人的智慧在里面，不簡單。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那一代作家里，他是分量最重的。之前我們看的都是紅色文學、革命文學，把士大夫的東西和舊小說的東西都切斷了，而他接上了。當時，除了汪曾祺有老一代的民國基因，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幾乎不可能有這么一種底色。阿城后來如果繼續(xù)寫小說會寫得更好，但他沒有，寫別的去了，稍微有點可惜。不過他可能就是更適合寫小的，像博爾赫斯那樣。
《書鄉(xiāng)周刊》：這種“底色”也和阿城的家學淵源有很大關(guān)系。
孫郁：是的，他爸爸鐘惦棐是搞電影理論的，很厲害，家里藏書很多。鐘惦棐1957年被打成“右派”，阿城做什么都沒有資格了，不能去天安門受毛主席接見，只能去琉璃廠，看看古書古字畫，談談文物鑒定，反倒因禍得福，得了主流文化沒有的東西，很有趣味。他到云南插隊，寫著也是玩兒的，沒有那么功利性。因為沒什么書看，就憑著記憶把看過的東西寫下來，卻寫得那么好。汪曾祺在1980年出現(xiàn)的時候已經(jīng)是個奇跡（注：汪曾祺代表作《受戒》發(fā)表于1980年），阿城起來，就屬于新中國出生的這一代的奇跡。《棋王》和《受戒》都是當時的典范。
《書鄉(xiāng)周刊》：在中國文學譜系里，阿城應該可以說是接續(xù)了汪曾祺那一脈下來的。
孫郁：他們有相似性。《棋王》一出來，汪曾祺就寫了評論，評價很高，甚至說“這樣的小說我寫不出來”。但還不完全一樣。阿城是舊小說、市井這一派比較多，有股不平之氣和有對社會明顯的批判。汪曾祺比較復雜，開始接觸現(xiàn)代派，后來又接觸明清小品、古代戲曲，最終雜陳成這么一個模樣，更散淡，是生活藝術(shù)化、詩化的寫作。汪先生也有批判，卻用詩意的東西把它們凈化了、驅(qū)散掉了。
《書鄉(xiāng)周刊》：的確，讀汪先生覺得是“清淡”，但讀阿城覺得有股“清峻”。
孫郁：是，阿城身上有一種六朝文人的氣質(zhì)，比如和政府不合作，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保持距離。汪曾祺是隨遇而安，你讓我到主流里，我就到主流里，就寫樣板戲。你不讓我到主流里，我就安之若命。但他們都把漢語的魅力發(fā)揮到了一定高度，這個很不簡單。
《書鄉(xiāng)周刊》：看到網(wǎng)上有人問文章怎么寫出筆力，不少人都舉《棋王》和《受戒》的例子。仔細讀阿城小說，可以看出他對文字的掌控力很好，有一種節(jié)制。
孫郁：他的古代文學修養(yǎng)很好，而且能抓住古代文學的魂。他熟悉古代小說的套路，但不是生硬地模仿，而是在那套語言中浸泡，再用那種語言來寫現(xiàn)代的生活。寫他們那代知青的生活，王小波也是一個，和阿城是兩個高峰。不過王小波用的是現(xiàn)代人翻譯過的自由主義的語言，而阿城是中國傳統(tǒng)的東西比較重。在八十年代那一批作家里，阿城是碩果僅存的幾個我覺得寫得很好的。當時很多紅極一時的作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人閱讀他們的作品了，但阿城是可以反復閱讀的。他有種沉甸甸的東西在里面，不是回到五四，而是回到五四之前更久遠的地方。
《書鄉(xiāng)周刊》：這次新出的七卷本文集您都看了嗎？
孫郁：都翻了翻，前五本以前出過，都看過。他能記言論，我非常喜歡。他在《脫腔》里對“文藝腔”的看法，我覺得可能受了木心的影響。所以他給西方人介紹中國作家，第一個是汪曾祺，第二個就是木心。
《書鄉(xiāng)周刊》：這兩個人跟他本人都有一點像。
孫郁：都是一個類型的。木心現(xiàn)在主流文學界不認，但其實他的東西是可以反復讀的。他能用《詩經(jīng)》的語言寫作，也是中國五四以來寫俳句寫得最好的。阿城注意到了木心這種對于語言表達的無限可能性的實驗，其實他本人的寫作也是在用漢語做實驗，怎么在方寸之間展現(xiàn)出萬千氣象。
七卷本《阿城文集》阿城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寫作：“在黑暗的門里試煉人的靈魂”
《書鄉(xiāng)周刊》：“三王”里，您最喜歡哪一篇？
孫郁：印象最深的還是《棋王》，寫得太好了，出神入化。我給北大出版社編了一套《當代文學經(jīng)典讀本》，專門選了《棋王》，還為它寫了一篇文章。“車站亂的不能再亂，成千上萬的人在說話”，這個起筆就很不凡，很偉大。好的作家應該是個文體家，有自覺的文體意識，但我們很多當代小說家都沒有文體意識。你看他的《遍地風流》，每篇很短，有一點點像聊齋，或者六朝、明清的筆記，那么傳神，又那么慘烈，有大的悲憫在里面。
《書鄉(xiāng)周刊》：王鼎鈞先生也很推崇《棋王》。他在文章里寫，“王一生能活下去，因為心中有棋，也正因為人生的意義剝落殆盡，才抱住了棋不放”——好像有一種非常悲劇、絕望的意思在里面。您覺得阿城寫王一生這種青年，更多的是在寫悲劇還是寫超脫？
孫郁：我記得王一生最后“哇”地哭了。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他在棋里面忘我了，但在生活中，痛苦還是很強烈的?？墒峭ㄟ^下棋，在“藝”的里面，精神得以升華，這是中國人能夠活下來的比較高的境界。我插隊的時候，大家也有不同的方法來“升華”，有的是在山上玩各種石頭，有的是偷偷去抄蘇聯(lián)樂譜，我當時是看穆旦翻譯的詩集，每個人都靠一種方法來度日。其實多數(shù)人都是隨波逐流的，我們已經(jīng)屬于比較小資的那一類。
《書鄉(xiāng)周刊》：《棋王》里，有兩個地方讓人印象特別深刻，一個是饑餓，一個是對棋的癡迷，兩件事寫得都非常極端，構(gòu)成了生理和精神的兩極，很巧妙。
孫郁：對，他控制得很好。魯迅講，陀思妥耶夫斯是把人放在萬難忍受的絕境里來拷問人的靈魂，阿城則是把人放在這樣一種絕境里來寫人的生存。現(xiàn)在的作家，寫這種絕境里的生存狀態(tài)，不太容易寫出彩來。王小波有的時候會飛揚起來，靠超人的想象來顛覆，而阿城靠的卻是不動聲色。他運用傳統(tǒng)，卻沒有舊文人的迂腐氣，他是懂世故的，懂世俗社會的，而且又能在世俗里看出勢利來。不像廢名，很雅，寫小說很漂亮，但他一寫到世俗的苦難，寫到人深層的心理時就停下來了，只能進入禪味，進入美，像古代的絕句，像賈島、李商隱的詩，很有味道，但不能像杜甫那樣進入人生大的悲憫。通往黑暗的門對于他是關(guān)上的，他也不忍走進。但魯迅就走進去了，阿城也是走進去的，在這里面來試煉人的靈魂。汪曾祺后來有幾篇小說，也是用黑色幽默來進行反諷，寫得很好?，F(xiàn)在的知識分子在象牙塔里，雖然能夠?qū)懙煤苊?，但和人世是隔的。汪曾祺和阿城都是不隔的?/p>
《書鄉(xiāng)周刊》：阿城會寫到知青生活里的趣味和普通人的美意，比如《孩子王》里的王福，還有《樹王》里的肖疙瘩，都是很特別的形象。
孫郁：阿城寫的棋王、樹王、孩子王，都不是書齋式的人物。其他知識分子總是喜歡寫和自己很像的人物，但他寫的是另一種，這不簡單。你看《遍地風流》里，更是寫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同樣是寫到農(nóng)村去勞動，楊絳的《干校六記》關(guān)心的就是另一種問題，關(guān)心知識分子，底層農(nóng)民她是關(guān)心不到的，但阿城會關(guān)心到。
文化：“他把學問和藝術(shù)打通了”
《書鄉(xiāng)周刊》：一般知青作家都注重書寫自身的痛感，但阿城卻能把知青經(jīng)歷上升到文化哲學的層面上。這也讓他在文學史上被歸入了尋根文學一派。您怎么評價他的這種“文化寫作”？
孫郁：他可能不是刻意這么做的，而是他自己的修養(yǎng)、積淀，讓他在處理這樣的經(jīng)驗、記憶、題材時，能夠在無意識中上升到文化層面，而不是停留在意識形態(tài)和泛道德話語層面上來表述。那時的知青文學基本是控訴，但他寫的是人性，不是用哭哭啼啼的方式去反抗，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審美來笑傲江湖，這一般人做不到。另外，他也在抵抗當時文學作品中泛濫的那種“紅色語言”。當時我們看到阿城小說后，都不知道他的話語是怎么來的，突然覺得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太簡單，都是線性因果的。而阿城是高人，他遠遠走在我們前面。
《書鄉(xiāng)周刊》：一般的作家都是“文學人”，但感覺他是“文化人”，把文化打通了，再回灌到文學里去。
孫郁：他的小說有道家的東西，他對考古學、文獻學、民間圖騰信仰也有深厚的興趣，是從多學科進入的文學?，F(xiàn)在很多作家都是從文學到文學，文學背后沒有歷史，讀完就完了，但阿城的文字不是這樣。汪曾祺和孫犁當時最看好兩個作家，一個是阿城，一個是賈平凹。賈平凹一直守著一個地域?qū)懶≌f，有定力。而阿城飄來飄去，對寫小說可能有影響，但對做學問有好處。
《書鄉(xiāng)周刊》：阿城跨界的確廣，不光是社科文史，連科學都能說個一二三來。而且人生職業(yè)經(jīng)歷也很豐富，當過圖片編輯、公司職員、電影評委等等。
孫郁：所以說，他寫小說也是玩兒一把，玩完了就撤出來做別的了。他還會修老爺車呢，會做全套家具。年輕人讀他的書，會感受到他的厚實，生活的厚實和學問的厚實，能在小說里表現(xiàn)出學問的不多。連王朔一看都特別傾倒，說阿城太有學問了、書得讀太多了。他是通的，他的存在對我們這些接受過正兒八經(jīng)高等教育的人是一種嘲諷。教育把我們塑造成這樣一種樣子，但他的那種有趣、豐富，我們沒有。
《書鄉(xiāng)周刊》：現(xiàn)在80、90后年輕作者的寫作，常常是進入了一種“小時代”式的，側(cè)重于去書寫自身的經(jīng)驗，有一種迫切的想甩開傳統(tǒng)包袱的傾向。像阿城這種有文脈、有厚重歷史感的作家越來越少，會不會很可惜？
孫郁：你說的也是一個類型。我們這代人可能經(jīng)歷的苦難多，會喜歡更沉重的東西，但年輕人這么寫作也有他的道理，他們就是這么過來的，而且社會、文化上有很多禁區(qū)，他需要在有限的范圍內(nèi)展示自己的一種想象，你不能不允許。在文學生態(tài)里，三毛、瓊瑤也是一種被需要的類型。但我想，他們會把沉重的東西放掉了。魯迅當年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小說二集》里說廢名，說他“低回”，“不夠廣遠”。這個廣遠說得特別好，視野要廣遠。中國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命運不是由自己決定得了的。生活在一個復雜的文化體制、社會生態(tài)里，若不能夠深入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形，只放在一個狹隘的層面上寫……當然是一種類型，但我們更希望有人能夠力透紙背，能夠穿越認知的屏障，把我們生活的更深層次呈現(xiàn)昭示出來。厚重，廣遠，我們是期待的。年輕人長大了，應該會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類型。我相信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時不時會有好的作家冒出來。（文/張玉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