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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采訪豐子愷的小女兒豐一吟時,87歲的豐一吟拿了一張名片給記者,上面伏案低眉在桌上寫字的正是豐子愷畫的她,父親在畫中永久珍藏了女兒十一歲時的一瞬間。
豐一吟在豐家是最小的女兒,是七個孩子中倒數(shù)第二,最小的老幺是在石家莊的弟弟。但如今七個子女中在世的只有豐一吟了。豐一吟寫了好幾本關(guān)于父親豐子愷的書,一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豐子愷傳》,是豐家子女六人合寫的;一本是華東師大在1998年出版的《瀟灑風神——我的父親豐子愷》,后來再版時改成《我的父親豐子愷》;還有一本傳記是2008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我和爸爸豐子愷》,那一年是豐子愷誕辰110周年。在年老記憶衰退之前,她也在書寫中永久地珍藏了自己所知的父親的一生。
1984年在上海成立了“豐子愷研究會”,最早的一批會員有十個人左右,其中豐家的后代占了一半。在上海的這次采訪,談話者還有豐子愷的外孫楊子耘、外孫女楊朝嬰,他們是《豐子愷全集》書信、日記卷的編者,大概也是豐家最熟悉豐子愷著作的后代之二。在世人眼中特別愛孩子的豐子愷,在孩子們的眼中又留下怎樣的回憶?
“民眾心目中,豐子愷非常迷人”
2016年或許可以稱得上豐子愷年。
作為五四以來真正踐行平民立場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家、散文家、翻譯家,豐子愷親切、樸素、淡雅又雋永的作品深受民眾喜愛。這種喜愛,早在1925年,鄭振鐸將他的漫畫發(fā)布在《文學周報》上、以“子愷漫畫”誕生的那時起便已開始。也因此,自民國以來,市面上便一直不乏豐子愷的各種單行本和漫畫集。而豐子愷創(chuàng)作的全貌將在今年進一步地為人們所了解——五十卷的《豐子愷全集》將在四月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十卷本的豐子愷譯文全集也正在浙大出版社緊鑼密鼓地編輯中。
除了這些大規(guī)模的叢書,還有幾本以往從未與讀者見過面的作品。一本是豐子愷在“文革”期間寫就的宗教類著作《大乘起信論新釋》;一本是豐子愷寫的小故事集,據(jù)豐子愷先生外孫楊子耘介紹,豐子愷先生讀古文書時隨手會將自己讀的一個一個小故事翻譯出來,寫完自己裝訂成小書放家里,給孩子們翻看,“文革”中這本自家編印的小故事集剛好在第二個女兒的第二個兒子手中,沒有被毀壞,2016年,這本給家里孩子們寫的小故事也將出版;還有一本是豐子愷的書法作品,原本是他用四年時間寫成的一個十七米長卷,抄寫的是他自己喜歡的古詩。
豐子愷一生勤奮,一輩子都在畫,在寫,創(chuàng)作量驚人。“不可思議的是什么呢?”在編五十卷全集的時候,《豐子愷全集》主編、豐子愷研究專家陳星和他的編者團隊做了一個小小的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豐子愷的藝術(shù)理論、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他的漫畫創(chuàng)作、他的音樂普及工作、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如果說就以年份、月份和日期來算的話,幾乎每一天有好幾篇作品出世。
五十卷的全集,文字量最大的是藝術(shù)卷、藝術(shù)理論、藝術(shù)雜著卷,有十二卷;第二大容量是文學卷,有六卷;書信日記是兩卷;美術(shù)是二十九卷,再加上附卷的索引、年譜。
這些都擴展了人們以往所見的關(guān)于豐子愷的視野。在陳星看來,這套叢書的出版將標志著豐子愷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今天的學術(shù)界對豐子愷的評價和定位,和民間社會對豐子愷評價定位是有差異的。”陳星說,“僅從作家角度來講,現(xiàn)代文學學術(shù)界的注意力,往往定位在魯迅、巴金、老舍這些作家身上,當然大家承認豐子愷很優(yōu)秀,但是他總是被放在第二位的,但是民眾心目中,豐子愷非常迷人,而且對豐子愷的評判,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價值將會越來越凸現(xiàn)。”
豐子愷留下的還不僅僅是文學財富,在陳星看來,從美育角度講,豐子愷也是五四以后中國現(xiàn)代美育奠基者之一。在豐子愷漫長的藝術(shù)教育生涯當中,他是當時第一本美育雜志的編者,也寫作或者譯介了大量國內(nèi)外的藝術(shù)理論見解,“他甚至還有《中國30年藝術(shù)教育回顧》這樣一篇文章,完全可以大膽地說,是探尋中國美育之路的一個非常好的精神食糧、文化資源、文本資源。”
“這些資源我們之前沒有認真梳理,他的兒童觀、他的美育教育理念,這些在當時就很超前,今天也都沒過時。”陳星這樣說。
挈婦將雛逃難時
楊子耘(豐子愷的外孫)
豐先生的畫最好的是在《精品》(《豐子愷精品畫集》)里面,236幅。這套畫在臺灣展出,在香港辦過畫展,這套外公是不賣的。畫展的時候有人看上了,就在旁邊別個字頭“某某人欣賞”,畫展結(jié)束了,一幅幅給人家畫,樣品不賣的。這套畫只在新加坡、中國臺灣、香港、上海展出過。
這些畫是逃難時畫的。逃難時一家老小三代人,所有開銷都在外公身上,沒錢了趕趕趕,一張張畫出來,畫賣出去接著逃難。一直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照理說該回到江南來了,但是沒錢回來,一直繞繞繞,花了一年多才回來。因為剛開始到鄭州,結(jié)果鄭州打仗了,國共開戰(zhàn),鐵路不通,又回到武漢,武漢再開畫展籌了點錢再往上海走,這樣回來的。這些畫不賣的,裝一個皮箱放家里,“文革”中抄家抄走了。后來就給小舅舅,小舅舅“文革”中因為受家庭影響到石家莊做工人,外公把這個皮箱子的畫給了小舅舅。后來唐山大地震,小舅舅其他什么都不拿,這一箱子的畫睡覺也放在邊上,啤酒瓶倒過來放地上,啤酒瓶一掉地上就拿起箱子跳窗出去。
外公最喜歡小舅舅,小舅舅是抗戰(zhàn)時出生的,我外公還說,出去躲戰(zhàn)亂,回來還多了利息。小舅舅本來叫“新枝”,外婆不喜歡,后來叫“新眉”,意思是新長出來一張葉子。
豐一吟(豐子愷的小女兒)
逃難的時候他畫畫的,爸爸給我畫的這張畫就是在遵義,到遵義時已經(jīng)太平了,但我們住的房子前面是沙灘,那里是殺人的,死人頭上還點燈,我們都不敢走??吹侥蟹溉死寯溃拮邮掷餆堝X,身后孩子哭著,大人把門關(guān)起來,但沒用的,那里是必經(jīng)之路,后頭走過心里還是怕的。
逃難時一家老小十一個人,難得不得了。有一次十一個人分成四批走,有老有小,最后一個到的是二姐,大家團聚開心得不得了,大家喝酒慶祝。當時又沒有手機,沒有電話,四批總算湊齊花了好幾天。
吃飯的時候爸爸寫了一張表,第一組幾號在哪里,第二組幾號在哪里。有時候是前面的一組走路,后面姐妹們坐的車子開過了也不知道的。有一天走九十里累得不行。幸運的是一大家子沒有走散,怎么辦呢?就是在汽車站貼條:“我們到哪個小旅館里”。署名是“豐仁”,這是只有家里人和比較親厚的朋友才知道的名字,結(jié)果曹聚仁到旅館里來了。爸爸和曹聚仁是讀書時候的同學,但后來為了《護生畫集》兩個人不太開心。
一大家子賺錢的就靠爸爸一個人,畫畫寫字。實在沒有錢了,大姐一歲的時候爸爸媽媽給她一個銀元,兩歲的時候給她兩個銀元,我?guī)讱q也給幾個,到這個時候我們(把壓歲錢)全部拿出來才能走。
但是我們也是苦中作樂的,比如小孩玩覽勝圖,是逃難到一個地方時人家家族藏的游戲,我按照一比一的大小臨摹過一幅,逃難中偶爾有空閑下來可以消閑。我爸爸教孩子背古詩,有一個姑姑教大家數(sh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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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樓中日月長
楊子耘
外公一般早上很早起來,這段時間是工作的,另外上午一定是工作的。以前日月樓(豐家在陜西南路的舊宅)一樓到三樓都是我們一家的,一樓是客廳飯廳,二樓住人,外公工作在二樓,三樓也可以住人,一般是來客人的時候住三樓。樓梯上地板是打蠟的,很滑,我們一大群小孩像滑滑梯一樣,從樓上地板上咯噔咯噔滑下來。但上午這段時間我們都知道不能去玩的,外公要工作。
他下午有午睡,接待接待客人。外公愛喝酒,晚上一般提前喝酒,我們還沒吃完飯,他開始喝酒了。他有一個專門燙黃酒的銅器,菜也不多,就幾個小碟子,倒點酒。晚上大家吃飯的時候他不大吃,他有一句話是:“酒是米做的。”有時候喝酒還念點古詩,邊喝酒邊看我們吵吵鬧鬧。有時候小舅舅在還彈彈鋼琴,家里還養(yǎng)了只貓,走來走去的。
外公一家在上海住過好幾個地方,后來住在日月樓。日月樓很熱鬧,一到休息日——那時候還是單休,七個子女,子女下面又有孩子,又差不多都在上海,只要到休息日都會過來,特別是過年,特別熱鬧。過年的時候大家都住在這個房子里面。
外公有時候的工作量其實還蠻大的。比方說翻譯《源氏物語》。解放后他畫畫少了,文學翻譯比較多。上海畫院聘請他當院長的時候他提了三個條件:不坐班,不領(lǐng)工資,不開會。后來呢院方折中了一點,說不坐班可以,領(lǐng)一點工資,平時開會可以不來,重要的會議參加,后來豐先生就同意了,副院長是唐云和程十發(fā)。
豐一吟
“文革”中,我父親和唐云在一起關(guān)牛棚,他想喝酒,我弟弟送酒去,監(jiān)管的人不給,父親跟他說他風濕痛,非要吃的。1948年去臺灣開畫展,開明書店的老板陪著,當時也有人讓父親留下來,但是臺灣沒有他想喝的老酒,只有清酒三花酒,他覺得沒勁。
敝帚自珍文革中
楊子耘
外公關(guān)牛棚里是和唐云一起關(guān),兩個人一起關(guān)牛棚,一起誦古詩、對對子。幾千首古詩會背。“文革”中我的小舅舅和我外公用古詩接龍,接很長,而且最后的一個字和第一個字還要接起來。
豐先生在“文革”中做過很多事情,很多人覺得“文革”中就是批斗批斗,他外面挨批斗回來繼續(xù)工作。他翻譯過《大乘起信論新釋》,還翻譯了《落洼物語》和《竹取物語》,還有就是寫了《緣緣堂續(xù)筆》?!毒壘壧美m(xù)筆》的風格人家都說看不出是“文革”中寫的,和以前的風格是一致的。還畫了《敝帚自珍》,一百多幅,常常做展覽的是這個里面的畫?!侗种阕哉洹芬馑际钦f:“你們搞批判,你們不喜歡了,我自己還是很珍惜的。”還有一個地下工作就是做得《護生畫集》第六冊。他做過很多事情。
外公當時年紀已經(jīng)很大了,他們當時在奉賢的五七農(nóng)場,我看我阿姨寫的傳記,外公這么大年紀采蓮花,住在很破的屋子里,雪會掉在枕頭邊上。
我整理全集的書信卷,看到“文革”中他和我小舅舅的通信,幾乎每一封信就會寫:“那個牛皮官司可能要解決了。”后面又寫“其實我也不急的。”其實他心里是很急的。他說:“如果把我的案子拖下來,我就不留在上海了。”
楊朝嬰(豐子愷的外孫女)
《大乘起信論新釋》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是不能出版的,因為是宗教內(nèi)容,是封建迷信,后來呢,是托廣洽法師的好友周穎南帶了一捆手稿到新加坡,外公特地關(guān)照:不要寫他的名字,就叫“中國無名氏”。但實際上影印本上面的鋼筆字跡一看人家就知道是豐子愷的。外公說,“這不算犯罪,因為這也是在做好事,抵消了。”
外公唯一的一張彩色照片,也是那時候拍的。一個小桌子,戴著一個小帽子,“文革”中外公在日月樓二樓,有半個陽臺是我外公的,隔壁是小阿姨家,一樓被造反派占了。他早上四點鐘就起的,畫《護生畫集》,按理說可以拖幾年的,但他覺得活不到那個年紀了。就提早完成了。因為半個陽臺很窄,外公那個小床是定制的,一米五八長,外公人有一米七四,“文革”就這樣過來的。
豐一吟
弘一大師說過:“我五十歲生日你畫五十幅畫,我寫五十幅字,我六十你畫六十幅我寫六十幅。”爸爸說:“是壽所許,定當遵囑。”
按照冥壽,弘一一百歲,是1979年,爸爸是81歲。他那時候知道他活不了那么久,就提前畫好了。他1975年去世的,“文革”結(jié)束前一年。最后去世前,我還背著他下樓,我都背得動,他那時候已經(jīng)很瘦了。
兒女對我的關(guān)系如何?我不曾預備到這世間來做父親,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 又覺得非常奇怪。我與他們(現(xiàn)在)完全是異世界的人,他們比我聰明、健全得多;然而他們又是我所生的兒女。這是何等奇妙的關(guān)系!世人以膝下有兒女為幸福,希望以兒女永續(xù)其自我,我實在不解他們的心理。我以為世間人與人的關(guān)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時候都不外乎是一種廣義的友誼。所以朋友之情,實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礎(chǔ)。“朋,同類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類的朋友,共為大自然的兒女。世間的人,忘卻了他們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為父母能生兒女,兒女為父母所生,故兒女可以永續(xù)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無子者嘆天道之無知,子不肖者自傷其天命,而狂進杯中之物,其實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齊生并育的兒女!我真不解他們的心理。
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占據(jù)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shù)與兒童,這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是在人世間與我因緣最深的兒童,他們在我心中占有與神明、星辰、藝術(shù)同等的地位。
——豐子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