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的“春運”時間。掐著日子,選擇火車、飛機還是自駕……歸心似箭。
箭脫弦而出的速度,大約在每秒50米,折合為時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國的高鐵中,復興號時速350公里,和諧號300公里,已遠遠超過了箭的速度。
如果還原古人的“春運”,我們會發(fā)現(xiàn),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鄉(xiāng)路途中,沉甸甸的鄉(xiāng)愁積攢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銘心。
一
從北京到江蘇宜興,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駕的話,大約12小時,乘高鐵,只需5個半小時,最快是坐飛機,北京飛南京,不到兩小時,出機場再坐大巴,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個宜興人從京城回鄉(xiāng)過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個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這年臘月,成功請辭告老還鄉(xiāng)的一代賢相徐溥,終于踏上了回鄉(xiāng)之路。從臘月初啟程,臘月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后來他給同僚李東陽寫信感嘆說:這一路折騰得啊,我這把老骨頭都要散架了。這一年,徐溥已經(jīng)71歲了。
在徐溥那個年代,從北京到宜興,最佳路線是乘船走京杭大運河。徐溥當過“四朝宰相”,回鄉(xiāng)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樣,仍然累成這個樣子,可見其他歸鄉(xiāng)人在漫漫長路上遭遇的勞苦了。
或許,今天春運路上還有朋友對“堵車”“搶票”發(fā)慨嘆,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難。一部古今春運史,背后是中國交通變遷史。
可以說,古代交通狀況,決定了古代春運的半徑、規(guī)模與質(zhì)量。
中國古代交通的大發(fā)展,是從秦朝開始的,到漢朝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峰。秦朝對中國交通的意義,在于秦始皇推出的“車同軌”。著名學者白壽彝在《中國交通史》一書中寫道:“‘車同軌’,實在充分表現(xiàn)了秦漢交通之大一統(tǒng)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雖只是要各處車轍的度數(shù)相等,各輪間的距離劃一；實際上,也告訴了我們:這時的車輛已可暢行中國各處,這時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車轍和車輪度數(shù)的劃一了；如果車轍和車輪的度數(shù)不能劃一,一輛車子便不能暢行各處,便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需要了。”
秦漢之前,交通是很落后的。遙想當年,孔子坐在緩慢前行的牛車上,奔波于各個諸侯國之間,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鏡頭,轆轆的木車聲中,時間似乎停滯。這是老子喜歡的境界:“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秦始皇不喜歡,統(tǒng)一六國之后,他將發(fā)展交通作為國家行政的主要任務之一,陸路交通得以快速發(fā)展,除了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車同軌”制度外,他還修建了以咸陽為中心,東至燕齊,南至吳楚,西達臨洮,北達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馳道”。
“馳道”,算是當時的高速公路了?！吨袊煌ㄊ贰飞险f,馳道所采的路線,都是按最近的距離規(guī)定的,沒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馳道的建設,是“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馳道路線之長,寬度之闊,取道之近,建筑之堅實侈麗,“真是一個前古無匹的大工程”。試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時代有了馳道,他老人家周游列國的時間,也不會有14年之漫長了。
漢代交通又達到一個新高度,褒斜道連通了長安與巴蜀,夜郎道延伸到云貴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當屬連通西域的絲綢之路的開拓。這條路,讓漢朝時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煥然一新。
從中國歷史的規(guī)律來看,大一統(tǒng)時代,交通就能獲得長足進步:隋唐時,運河建設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網(wǎng),唐代還修建了石門道,將川滇和中原連接起來；宋元明清時期,交通建設也越來越多樣化,陸海交通均獲得長足發(fā)展,比如有堪稱偉大的“鄭和下西洋”,到了清朝,絲綢之路上的茶葉貿(mào)易,也依托當時先進的交通,鼎盛一時。
但是,從一個大的時間跨度來觀察中國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終是艱難的。到了晚清,錯過了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中國,在引進鐵路、輪船和汽車之前,道路狀況與交通方式,千年來并無質(zhì)的飛躍。“行路難”,始終是不變的主題,當時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鄉(xiāng)過年,往往需要提前一兩個月動身,才能趕得上在迎接新歲的爆竹聲中,回到溫暖的家。
1053年7月,時任潁州(今安徽阜陽)太守的歐陽修,護送母親靈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歸葬,這年冬天,再返回潁州過春節(jié)。在今天,從阜陽到永豐,不到1000公里,開車也就9小時,但當年歐陽修在路上就來回花了兩個多月時間,他感嘆說:“水往陸還,奔馳勞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