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2月對馬克思來說特別難捱。”美國歷史學家喬納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在《卡爾·馬克思：一個19世紀的人》“引言”中說。兒子早夭，妻子燕妮險些死于天花，他本人飽受皮膚病折磨，是繼續(xù)流亡倫敦還是返回故國，都令他頭疼不已。更主要的是——當時他“丟掉了《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歐洲通訊員的工作”——丟掉的不僅是他全家的主要生活來源，還有他極為看中的輿論宣傳陣地。“我第一次見到他對此事如此上心。”燕妮在致恩格斯信中說：“他已經無法入睡。他一直想著這些事情，整晚整晚地不得休息。”
喬納森·斯珀伯著《卡爾·馬克思：一個19世紀的人》。
《紐約論壇報》究竟是怎樣一份刊物？為何會對馬克思的生活產生如此重大影響？這還得從頭說起。
《紐約論壇報》（又名《紐約每日論壇報》，以下簡稱《論壇報》）由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于1841年創(chuàng)辦。格里利本人對當時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深為憂懼，擔心階級矛盾會顛覆共和政體，因此《論壇報》在廢奴、禁酒、平權等社會問題上所持的政治立場驚人地激進。
1847年，歐洲革命前夕，格里利邀請查爾斯·達納（Charles Dana）擔任駐歐特派記者。正是在德國科隆，經朋友介紹，達納結識時任《新萊茵報》主筆的馬克思，后者雄健的文風令他印象深刻。1851年，達納給流亡倫敦的馬克思寫信，希望馬克思能考慮作為海外通訊員為《論壇報》撰文。馬克思欣然同意，對每篇一英鎊的價格也表示滿意。由此開始了雙方長達十年的合作。
平心而論，當時馬克思其實并沒有太多選擇?！缎氯R茵報》遭查封后，他本人被驅逐出境，舉家遷居至巴黎，后移居倫敦。而倫敦物價高昂，居大不易。燕妮早在遷居后不久就當掉了陪嫁的最后一串項鏈。達納的邀請于馬克思而言真可謂雪中送炭。雖然，馬克思還是先給遠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寫信，告知他這一喜訊。“這是北美流傳最廣的一份刊物。”他在信中說。但考慮到自己的英文不佳，他提議，能否請恩格斯在數日之內先撰寫一篇關于德國革命的文章以“開個好頭”？然后再由他本人轉寄達納。數日后，恩格斯交出《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第一篇（其后共寄出十八篇）。
署名為馬克思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系列文章大獲成功。從1852年下半年起，馬克思開始自行撰文。一開始，他對英文的把握還不夠，需要威廉·皮珀幫助編輯；但一段時間的學習后，他開始習慣用英文寫作，不過他的文風永遠都是德國式的。馬克思有時趕稿很著急，以至于滿紙都是潦草的筆跡。這種情況下，燕妮就會謄抄一份，通過汽船寄到紐約。在十年時間里，馬克思有四百八十七篇文章獲得了稿酬，其中大多數都作為《論壇報》的頭條文章出現。這里大約有四分之一實際上由恩格斯代筆——當馬克思的健康出現問題時，恩格斯就會出手。與軍事相關的文章大多也由恩格斯操刀，據說這是“將軍”（他的綽號）的特長。
《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1896年初版本。
雖然馬克思開始時完全只寫關于英格蘭的文章，但到1853年，由于與俄國的關系變得緊張，馬克思開始將視角轉向東歐，而后是印度，甚至還有關于中英鴉片戰(zhàn)爭和太平天國的文章。他的大部分評論文章觀點強硬，態(tài)度卻異常冷靜客觀，其中不乏標志性的諷刺與挖苦。然而這可能也正是他的文風魅力之所在。撰寫這些文章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為了獲得材料，馬克思會經常閱讀主要的英、法、德、意、西文報刊，查閱英國議會各調查委員會的“藍皮書”報告以及議會辯論的記錄。馬克思偶爾會做一些個人報道，但他在新聞工作中的角色更像是今天的專欄作家，而不是記者。此外，他還盡力把大量文章與他“嚴肅的”研究連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例如，他關于印度的一些新聞文章就幾乎原封不動地收入了《資本論》。通過《論壇報》，馬克思還為他的作品找到了其他平臺。其中的部分文章，被美國當地一些德文報轉載，另有一些則出現在了左翼和反對派的英國報紙上，獲得了相當多的讀者。在總結馬克思生平事跡的悼詞中，恩格斯說在這期間（1852-1861），這類文章中涉及的題材比馬克思一生中所有其他作品加在一起還要廣闊，可以說恰如其分地強調了刊登在《論壇報》的新聞作品在學術領域和政治領域中的重要性。
長達十年的合作并非一帆風順。其實在1861年格里利下達解雇令之前，雙方的不愉快早已初現端倪，簡直可以用積怨甚深來形容。
從馬克思方面來說，當初與《論壇報》的合作，與其說出于政治考量，不如說更多的是由于經濟原因。1852年，由于德國革命系列文章取得轟動效應，達納決定正式任命馬克思為駐倫敦特約通訊員，年薪兩百英鎊。考慮到當時的生活成本和購買力水平，不得不說這是驚人的數字。但由于家庭負擔過重以及馬克思本人生活習慣等原因，經濟問題依然令這位經濟學家深受困擾。1854年，燕妮為此給《論壇報》編輯寫信，希望他們給馬克思（駐倫敦記者）一套房子。請求未獲批準。但此事確實給雙方日后的合作蒙上了一層陰影。
此外，還有文章署名的問題。比如《論壇報》上關于東方問題的社論，馬克思寫這些文章，沒有添加通常的時事新聞，而達納則插手把某些比較詳盡的歷史回顧等等改寫成了《論壇報》常用的詞句，并把它們作為社論發(fā)表。馬克思不能失去《論壇報》這樣一個收入來源，所以他對此裝作沒有看見，但內心深處，對他比較有分量的、精彩的著作不用他的名字發(fā)表，以及用他名字發(fā)表的文章又只剩下一些糟粕，無疑是大為不滿的。
格里利的辦刊宗旨，要求撰稿人服從并服務于大局。這對一般人，當然不成問題，但對馬克思這樣個性強烈之人，雙方的碰撞勢所難免。比如他認定，達納刊登西蒙的文章“是愚蠢的”——對此他甚至不惜以中止供稿相威脅。結論是，“達納十分庸俗”。他不知道的是，正是這位庸俗的達納，在1857年經濟危機來臨時，盡量不槍斃他的稿子，并為他介紹每頁兩美元的《美國新百科全書》詞條撰寫工作，以確保他的收入。
《紐約論壇報》編委，前排左三是格里利。
當然，對《論壇報》最大的不滿，還在于格里利政治保守的姿態(tài)日益明顯：他不遺余力地鼓吹階級調和（harmony）而非馬克思中意的階級斗爭（struggle），明顯喪失革命理想和銳氣。格里利不過是個“坐在扶手椅里的白頭翁”，馬克思如此譏諷他的雇主。全然沒有料到后者對他的忍耐也已到達極限。
從《論壇報》方面看，馬克思根本不是個合格的職業(yè)撰稿人：因為他總不能按時交稿。影響交稿的因素很多：龐大的經濟學研究計劃（《資本論》），病痛的折磨，家庭經濟的壓力，等等，尤其是后者——馬克思曾解釋延遲交稿的原因——“給達納的文章我沒有寫，因為我連讀報用的便士也沒有一個”。這樣的困境，顯然是遠在紐約的中產階級編輯所始料不及的。還有，馬克思長期的習慣是一直熬夜，到次日中午才睡覺。他會日以繼夜地寫作，以致搞垮身體，這樣就不得不停筆休息一陣。而他的工作也總被突如其來的想法打斷：馬克思興趣愛好極其廣泛，一種學究式的氣質使得他寧愿徜徉在卷帙繁復的典籍中沉思，而不愿移步到書桌旁奮筆疾書。此外，就寫作計劃而言，比他的生活習慣更糟糕的是他對完美的堅持，要追根問底地搜刮最后一條資料，對此前擬定的稿子進行一遍遍改寫。若干年后，對重度拖延癥患者馬克思極其失望的恩格斯告訴他：“我會很樂意燒掉那些關于俄國農業(yè)狀況的書籍，就是這些東西，讓你好幾年來寫不完《資本論》！”——緩慢穩(wěn)健不是取勝的唯一方法，突然提筆猛寫趕工的人也可以做完很多事情，尤其是對馬克思這樣的職業(yè)專欄作家而言。
的確，馬克思給《論壇報》撰稿，不單單是出于經濟考慮，他更要借助這一平臺傳播自己的學說。很長時間里，他對美國這一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將率先爆發(fā)革命深信不疑。到1857年，期待已久的危機終于爆發(fā)，不景氣的經濟態(tài)勢如病毒般擴散，這讓馬克思喜出望外——他的朋友李卜克內西說，在倫敦的朋友和同事中間，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不停期盼成為了一個經久不衰的笑話——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革命來臨意味著他將失去《論壇報》這一主要經濟來源，而重新變得一貧如洗。
1861年初，改組后的《論壇報》新編輯部摒棄了之前激進的廢奴立場，轉而支持南北雙方達成和平以避免內戰(zhàn)，并贊同美國南部各州繼續(xù)維持奴隸制度，馬克思對此也非常憤慨。而《論壇報》則無視他的抗議和冷嘲熱諷，因為辦刊宗旨不會因個別撰稿人而改變——雙方都明白，道不同不相為謀，分手只是早晚的事。
1861年，格里利下令讓達納解雇馬克思。1862年3月，達納寫信給馬克思說美國內戰(zhàn)已經占據了報紙的所有篇幅，讓他不要再寄送文章。至此，雙方的合作正式宣告結束。
“經常給報紙寫亂七八糟的東西已經使我厭煩。這占去我許多時間，分散注意力，而到頭來一事無成。不管你怎樣力求不受限制，總還是被報紙及其讀者捆住了手腳，特別是像我這樣需要拿現金的人。純粹的科學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馬克思抱怨的“現金”問題在他失去《論壇報》職位的1861年幾乎惡化到極點——最后仍是由恩格斯慷慨相助：他從繼承的家族財產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轉贈馬克思，每年三百五十英鎊。“真是被你的慷慨大方嚇了個跟頭。”馬克思由衷地感慨。至此，困擾這位經濟學家大半生的經濟問題總算解決，他可以潛心于科學（Wissenschaft）研究和著述了。
作為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極富個性的馬克思并未像其他一些左翼領袖一樣，通過在政黨中謀得職位以獲得穩(wěn)定可靠的收入；或者通過尋求公眾支持發(fā)起募捐——以馬克思的名望，這些都不成問題，其收入也遠勝過吃力不討好的專欄作家——但他的自尊和驕傲卻不允許他做出這樣的抉擇（他一直拒絕在國際工人協會擔任領導職務，更不要說什么拿錢干活）。至于經商——據說他本人曾有過這個念頭——不過由于志趣相違還沒真正開始就被打消掉了。所以，接受達納邀請給《論壇報》投稿，當一名自由撰稿人，也幾乎是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選擇。所謂歷史的選擇，大抵如此。
本雅明在《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曾說，資本主義化一方面把文人從對貴族的依附中解放出來，一方面也是一個不斷把詩人拋向市場的過程。藝術被迫變成商品，文人前所未有地依賴于市場，但同時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識且不愿隨波逐流的文人便感受到巨大的痛苦。精通古典文學的馬克思從本質上說仍是個文人：既不甘心為資產階級所馴服，事實上又無處可逃。馬克思深知一直以來，他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恩格斯的生意收入，盡管他對此非常不情愿。1865年7月他告訴恩格斯：“我向你保證，我寧愿把手指切掉也不愿給你寫這封信（要錢）。過了半輩子還要靠別人生活真是壓抑。”但相對于依附資產階級以擺脫哲學（家）的貧困，或通過組建政黨分肥漁利，他倒寧愿像產業(yè)工人那樣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來謀生。像波德萊爾一樣，馬克思認為一般人眼中巴黎或倫敦街頭的“閑蕩者”并非游手好閑之徒，而是特立獨行的思想者，是任何時代都稀缺的真正的天才。斯珀伯在書名中以副標題將卡爾·馬克思定義為“19世紀的人”，可以說準確把握了傳主的精神氣質。
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波德萊爾。
經過長達十余年的努力，馬克思的革命學說終究未能在美國取得他所期盼的成果，相反，在經濟上遠比美國落后、情感上一向令他憎惡的俄國，他的學說通過黨內政治家及理論家的闡釋，卻大受歡迎并獲得了尊崇的地位，如此殊榮，肯定也是終身困厄的馬克思所始料不及的。與對俄國的態(tài)度不同，終其一生，馬克思對美國都抱有濃厚興趣，除了早年打算旅居紐約，實地考察那里的政治經濟狀況，直到晚年，依然不顧大部分成員反對，堅持將共產國際通訊總部遷往紐約。難以想象，如果馬克思當年的避居地不是英國倫敦，而是美國紐約，他的《資本論》，以及二十世紀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人類歷史，會不會因此而改寫？但一向由“狡黠的理性”推動的人類歷史，顯然不容許這樣的假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