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峻
《弦誦復驪歌》
繼《風過華西壩》后，學者岱峻再次將書寫對象聚焦“教會大學學人往事”。新著《弦誦復驪歌》展示出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教會大學的幾度折轉經歷，尤其是一代學人的精神氣質與人世遭際。這其中既包括齊魯大學國學所的顧頡剛、錢穆等著名學者的曲折經歷，也包括許多或顯赫一時或學術影響深遠卻較少為人所知的學者，如人類學家李安宅、哲學家羅忠恕等，以及海外學者，如農經學家卜凱、金陵大學教授芮陶庵等。
在近代中國，以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為代表的多所教會大學在北京、上海、山東等地，與國立大學及其他私立大學交相輝映，成為民國高等教育不可忽略的一支。
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步伐加速，隨即全國進入長達八年的抗戰(zhàn)階段，教會大學亦漸次遷移大后方，幾所有名的教會大學聚集在成都華西壩等地，復課興學。1952年實行高校改革，教會大學旋即解散，西方各國傳教人員及各方面專家盡數離境。教會大學在中國教育史上扮演過雖短暫卻重要的角色。
岱峻1982年畢業(yè)于重慶師大中文系，記者出身，上世紀90年代轉入民國學術史及學人研究，著有《發(fā)現李莊》、《民國衣冠》、《李濟傳》等。岱峻在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表示，教會大學其歷時不足半世紀，對近現代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卻影響深遠，“因其輝煌，故有‘弦誦’；嘆其短暫，亦復‘驪歌’”。
訪談
南都：《弦誦復驪歌》算是《風過華西壩》的一個補充嗎？兩部作品之間有何聯系？
岱峻：它們是一個整體。第一本書2013年出版，當時70萬字，最后因為控制書價的考慮，要我壓縮到30萬字，這肯定是“傷筋動骨”了。要把每個學校的特點、重要人物都理清楚的話，30萬字是遠遠不夠的，加上《風過華西壩》出版后得到了很多反響，收集到更多材料，這也是我要再寫一本的原因。
南都：書中對抗戰(zhàn)時期教會大學的描述有頗多亮點，尤其對一些史料的挖掘幾乎是搶救性的，你為何會關注這一題材？
岱峻：首先，它所有材料是原創(chuàng)性的，之前沒人寫過。我做這個研究有十來年了，受訪者很多已經不在了，比如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在接受我采訪半年后過世，他當年就在成都金陵大學農業(yè)經濟系；還有西南骨科的沈懷信，他是國內西醫(yī)骨科的創(chuàng)始人。此外還有劉玉華、鮮于明義、甘克俊等一大批老人。
華西壩，在費正清看來，就是教會大學的西南聯大，在李約瑟看來，就是成都的西南聯大、其實就辦學規(guī)模、教學質量等方面，一點也不輸于昆明的西南聯大。它的農學幾乎是撐起中國大半的農學教育，是給臺灣帶來農業(yè)起飛的一支重要力量。還有醫(yī)學，西南聯大也沒有醫(yī)學院。
抗戰(zhàn)是國與國整體實力的較量，不光是前線的士兵，后方的一間工廠、一塊農地、一個農夫，一間教室，都是抗戰(zhàn)的組成部分。抗日戰(zhàn)爭也是文化的抗戰(zhàn)、學術的抗戰(zhàn)，我們不應該忘記在科學前哨的戰(zhàn)士，這段歷史應該被記住。
南都：這幾所教會大學，各自有何學術特征？它們與國立大學有何不同？
岱峻：學科優(yōu)勢上，燕京大學有亞洲最好的新聞系，金陵大學的農學、齊魯大學的基礎醫(yī)學都很棒，齊魯的國學研究所是當時史學重鎮(zhèn)，有顧頡剛、錢穆、胡厚宣、嚴耕望等大學者。華西協合大學有東亞最好的牙科和社會學，當時成都是藏學研究中心，大半個中國的文獻都在那兒，形成了一個華西人類學派。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主要就是它的女學教育，有最好的家政系。
教會大學部分經費是海外捐贈的，因此它們經費比國立大學多，學生費用也比較高，學生多是有錢的大戶人家子女。辦學理念上，與國際接軌，有句話說“教會大學是整體從國外搬進來的大學”。
南都：當時教會大學在學術上更獨立、課程設置更多元，這些是不是吸引知識分子的地方？
岱峻：抗戰(zhàn)時期主要口號是“抗戰(zhàn)建國”，抗戰(zhàn)在眼前，建國在戰(zhàn)后，國立大學更多服務于抗戰(zhàn)，但教會大學眼光還更長遠一些。比如農學院，中央大學、四川大學也有，但金陵大學農學院園藝系設有一個藝植專業(yè)，有花卉與園林專業(yè)，培養(yǎng)了一個人叫陳俊愉，他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梅花院士。陳俊愉是金陵的大戶人家，放學以后最愿意跟花匠玩，到念書的時候，就問人有沒有學?？梢宰屗麛[弄花草的，結果還真的有，就去了金陵大學。他研究梅花的譜系，從科學上解決了梅花怕凍、“自古不過黃河”的問題。國立大學可以培養(yǎng)兩彈元勛，但不會去培養(yǎng)一個梅花院士，也不會產生中國園林專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汪菊淵、景觀規(guī)劃專家程世撫這樣的人才。
醫(yī)學就更不一樣了，基督教傳教做慈善是從行醫(yī)開始的。相比國立大學，教會大學更重視醫(yī)學，尤其是華西協合大學的牙醫(yī)學。燕京大學的新聞系奉行新聞的自由觀，成為“大公報系”的人才搖籃。這些都是教會大學的特點。
南都：陳寅恪、吳宓、錢穆等大師在戰(zhàn)時華西壩的經歷已有諸多記述，而你的研究最有價值的是挖掘了很多貢獻卓著，卻名不見經傳的學者，比如羅忠恕、芮陶庵，你如何評價他們的學術成就？
岱峻：對于大師的評判應該是對學科發(fā)展做了哪些事情。羅忠恕，當時是燕京大學的研究生，獲得過金鑰匙獎，翻譯過《希臘哲學》，組織東西文化學社，去牛津大學交流，拜會羅素、愛因斯坦等，作為一個學術教育使者，起到了國家外交都起不到的作用，搭起了東西方文化的橋梁。但晚年由于時代要求，他對自己前面的學術全盤否定。我覺得我們不要去苛求這些人，要對他們的選擇抱以同情的理解。
其次，我很關注傳教士后代。傳教士想把他們的文化傳播到異文化的土地上，結果反而受到異文化的影響，于是他們的后代成了“第三文化的孩子”。我寫了芮陶庵三父子，芮陶庵當時掌管教會大學經費，有豐富的管理經驗，1950年代后到香港創(chuàng)辦崇基學院，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部分，這個文化貢獻很不小。長子芮效衛(wèi)一生心血傾注到《金瓶梅》的研究，翻譯出版十卷本的《金瓶梅》，其中一個發(fā)簪的注釋都幾千字，把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傳到了西方；次子芮效儉為中美建交穿針引線，曾做過美國駐華大使，這一家三父子，晚年從事中美文化交流，他們是中西方文化的擺渡者。在這方面我的材料和視野都比較新。
南都：中國各類現代學科基本都肇端于民國時期，這是不是你如此執(zhí)著、醉心于民國史的原因？你覺得這段歷史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岱峻：民國不是一個好時代，我們既不要去神化、美化，也不要污化、窄化民國。1905年后取消科舉，開始接觸西方、日本傳來的學術，給中國學術帶來蓬勃的發(fā)展空間，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關于民國的學術、學人，因為我覺得學術會傳承，學術的影響會一直延續(xù)下去。
南都：你認為，近現代教會大學的學術和管理，對我們今天有哪些啟示？
岱峻：值得借鑒的是，它們辦學給教授足夠大的空間，教育委員會的組成由各學科教授組成，教學是學校最重要的事情，校政管理并不重要?？箲?zhàn)結束后，北大校長胡適感嘆說：“假如國立大學不努力，在學術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幾個教會大學取而代之。”說明他也有恐慌感。當時國立大學有8所，但教會大學相對小，專門化，實力不弱，每所大學各有特點。
南都：嚴格來說你并非學界專業(yè)學者，你覺得自己和專業(yè)學者的區(qū)別在哪？
岱峻：這是我比較自豪的一點，我的研究沒有受助于任何企業(yè)、政府和課題經費，也沒接受過任何贊助，也就不會受制于任何人。我手寫我眼，我手寫我心。學術訓練雖好，但學術訓練有時也會把人弄得僵化。記得朱學勤當年招博士生，并不看重受沒受過學術訓練。我做了30多年的新聞人，20多年的新聞管理者，我知道怎么不觸碰紀律同時又有比較自由的表達。自己是“野路子”、“半路出家”，但也自覺看很多歷史理論和著作。過去人們關注的歷史都是大歷史，梁啟超說，新史學要解決的問題是：鋪陳有余，別裁不足，因襲有余，創(chuàng)新不足。我自己也努力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