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xué)者楊天石也在文章中提到這一細節(jié)：“當時，滔天全家吃豆腐渣過日子，卻設(shè)法借債讓黃興吃白米飯”。楊天石還介紹，1910年2月，黃興為在中國南方發(fā)動起義，委托滔天在日本招募步兵、炮兵、工兵官佐。黃興作詩贈滔天，表達“百萬雄師直抵燕”的熱切愿望。同年，滔天被日本政府列為甲號社會主義者，受到嚴密監(jiān)視。”1916年10月31日，黃興逝世，滔天“痛心欲絕”，“大哭特哭”。1917年4月，長沙各界公葬黃興、蔡鍔，滔天不遠萬里，臨穴送棺。當時正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的毛澤東和蕭三受到感動，聯(lián)名求見滔天，稱贊他“高誼貫于日月，精神動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滔天長子宮崎龍介（1892—1971）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xué)法學(xué)部，理解中國“五四”運動，與陳獨秀、李大釗有親密交往。龍介對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貫持批判態(tài)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為和平運動及日中友好運動做出了許多貢獻。在書中收錄的兩封李大釗在1919年10月寫給龍介的兩封親筆信中可知，那時五四運動剛剛過去五個月，李大釗曾多次邀請同在北京的龍介詳談，一次是去自己住處，一次是往假座香場六味齋。李大釗用毛筆或鋼筆寫信，所用紅線信紙上方一行印有“國立北京大學(xué)用箋”八字。在另一封李大釗聯(lián)名陳啟修、陳傳賢在1920年春寫給宮崎龍介的信中，李大釗向?qū)m崎龍介介紹北京大學(xué)的幾位學(xué)生去日本調(diào)研，希望龍介能介紹日本的革命青年和進步學(xué)者相識，在信中李大釗飽含熱情地祝愿并與之分享“新運動的隆盛”。時隔不久，陳獨秀也給宮崎龍介寫信，希望已經(jīng)回到日本的他可以幫忙介紹照顧友人，信中陳獨秀提到去年（1919年）在北京兩人曾相談甚歡。

　　1922年，宮崎滔天在東京病逝，孫中山稱其“對于吾國革命歷史上，尤著有極偉大之功勛”。以今日的歷史眼光回看，宮崎滔天寄希望于以日本財閥的力量資助中國革命的方法必然是脆弱且不徹底的，但其對中國革命的精神影響卻是顯著的。他的慷慨義氣，鼓勵和支持了一大批中國的革命青年?！秾m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中收錄的書信記錄中便既有國民黨系統(tǒng)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朱執(zhí)信、廖仲愷、張繼、李烈鈞、章太炎、何天炯、鄧恢宇、陳去病等，還有后來成為中共領(lǐng)導(dǎo)人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吳玉章等，更有文化、藝術(shù)系統(tǒng)的魯迅、田漢等，總數(shù)約近百人。

　　正如久保田教授所說：“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的人物在宮崎家藏史料中如星羅棋布。僅一個家族所藏涉及如此眾多歷史人物，在泱泱中國也不多見。這些歷史人物都是身后揚名，滔天一家招待時都還是無名且前途無從預(yù)測的青年，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我只有無比欽佩滔天一家對這些無名青年的期待乃至招待。能為世界留下如此大量的重要且珍貴的史料無不源自那些日常招待。”

　　2005年11月，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與中央電視臺共同赴日本九州拍攝《尋訪孫中山的足跡》文獻片過程中，參觀了宮崎兄弟的故居，了解到宮崎家藏資料的情況，感到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并感慨這批資料歷經(jīng)一個多世紀得以保存下來的不容易。2007年11月，在章開沅先生的幫助和引薦下，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正式啟動了整理出版宮崎滔天家藏有關(guān)中國革命資料的項目。2016年春，資料整理基本進入尾聲，按計劃進入編輯出版階段。經(jīng)過反復(fù)論證，確定了以《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為書名，分八卷逐卷出版的方案。今年春天，八卷終于出齊，我們也借此機會一睹革命者們當年的親密往事。

　　（來源：北京晚報；陳夢溪；圖片與釋讀來自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研究中心編《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