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方興未艾。法國最杰出的智識精英受“毛主義”鼓舞，極大地拓展了政治與文化想象。學生、左翼群體、智識精英一起推動了席卷整個法國的“五月風暴”，對當時的局勢與日常生活政治展開批判，意圖通過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社會運動來復興法國的市民和文化生活。

《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一書的作者理查德·沃林指出，60年代流行于法國智識精英中的“毛主義熱”與中國現(xiàn)實并無實質關聯(lián)。通過回顧60年代法國文化與政治生活，他力圖揭示“毛主義”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響了法國的民主政治進程。

此書中文版近日已由三輝圖書出版，本文即節(jié)選自本書導論，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大約40年后，1968年仍然是一個當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參照點。在2008年美國總統(tǒng)選舉期間，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參加競選的承諾之一是他會超越20世紀60年代的各種分歧，將美國政治推進到一個和諧平穩(wěn)期。就其本身而言，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競選活動不停地爆料奧巴馬在早年政治生涯與20世紀60年代前激進分子威廉姆·阿耶斯（William Ayers）的交往，想方設法使奧巴馬的政治生涯黯然失色。同樣，在2007年法國總統(tǒng)選舉期間，雙方主要候選人都感到他們不得不對“五月風暴”的遺產表明立場。對于最后獲勝者尼古拉·薩科奇（Nicolas Sarkozy）來說，“五月事件”充當了一種消極的檢驗標準。因為薩科奇利用了移民郊區(qū)爆發(fā)的一系列騷亂所造成的國家不安全，所以他將“五月風暴”稱為法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對權威的敬意漸行下降，道德的無政府態(tài)勢大行其道。而社會黨候選人賽格琳娜·羅雅爾（Ségolène Royale）則強調她最后的選舉集會將會在夏萊蒂體育場（Charléty Stadium）舉行，因為該地曾是“五月造反”中一場大規(guī)模政治集會的地點。

在德國，20世紀60年代也充當著一個理解當中政治的重要參照點。2001年，一組照片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其中有一張照片展示了外交部長、“前六八分子”（ex-sixty-eighter）約施卡·費舍爾（Joschka Fischer）在1973年一次示威游行中憤怒地向警察扔磚頭。在保守派中間，這張照片——描繪了一場將近30年前發(fā)生的沖突——激起了潮水般的譴責，他們聲稱費舍爾不適合擔任外交部長一職。一般說來，這種事件會促使全面反省的浪潮迅速高漲，關涉到如何將30年前那場令人不安的政治騷亂加以歷史化。

在許多方面，1968年是一個具有全球性政治反響的奇跡之年。革命幽靈突然顯現(xiàn)在北京、墨西哥城、紐約、芝加哥、柏林、華沙和布拉格。悲慘的是，在布拉格，“具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希望被殘暴地碾碎在蘇聯(lián)坦克的履帶之下。

不過，在法國，事件卻按照某種截然不同的邏輯發(fā)生了。與其他地方一樣，造反肇始于學生，但是“五月起義”的獨特方面之一是，法國工人在兩周內決定與學生示威者聯(lián)合起來。這種強有力的學生—工人聯(lián)盟導致了大規(guī)模的總罷工，致使中央政府癱瘓，一度迫使夏爾·戴高樂總統(tǒng)逃離巴黎。一切煙消云散之時，總共800萬到1000萬法國人參加了罷工，法國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激烈的一次社會動亂。

《東風》對理解這些挑戰(zhàn)性的、喧鬧性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本書通過聚焦“五月風暴”一個被忽視的背景事件——隨后十年達到頂點的親華浪潮，試圖闡明這一事件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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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始于一小撮左派分子——自稱是法國共產黨左翼的政治積極分子，他們來自著名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簡稱ENS），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學生。由于他們對那些正發(fā)生于世界另一端的政治事件神魂顛倒，激情澎湃，所以他們開始深切地認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他們逐漸地將其視為醫(yī)治法國本土各種政治弊端的靈丹妙藥。

這些人當中沒有人會說漢語，關于當代中國的可靠信息幾乎不可能獲得，因為毛澤東基本上禁止外國人入境。這只是點小事兒而已。這些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對當代中國了解得越少，那就越合他們的心意。對于他們內心深處的激進政治希望與幻想來說，“文革的中國”變成了一塊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一項羅夏測試（Rorschach test），而這些激進的政治希望和幻想在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已經被剝奪了現(xiàn)實世界的出口。中國變成“光輝燦爛的烏托邦未來”（radiant utopian future）的化身。通過“生成中國人”（becoming Chinese），通過采取中國紅衛(wèi)兵（Red Guards）之法國化身的新身份，這些持不同政見的阿爾都塞追隨者試圖徹底改造自身，借此他們不僅將滌除他們作為殖民者子孫的罪惡，而且在更普遍意義上滌除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的罪惡。

漸漸地，“真實的”中國不再發(fā)揮影響，相反，爭論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論問題。中國共產主義的“成功”——或者它所想象的成功——會神奇地彌補其他地方共產黨遭遇的完全失敗。青年左派分子認為他們是“強硬派分子”（pur et dur）——拒絕與當代法國的骯臟現(xiàn)實進行妥協(xié)的虔誠信徒。在他們眼中，法國共和制的榮耀已經不可挽回地消退了——這一傳統(tǒng)在他們看來已經不幸地被殖民主義的遺產與戴高樂派的專制主義所損害。人們感覺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會捏造出來的。在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壓抑本質不可否認地達到極不協(xié)調的比例的時代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為學生們提供了一條永葆狂熱的法國革命傳統(tǒng)的道路——巴士底獄的榮耀、瓦爾密的光榮與巴黎公社的輝煌。

法國共產黨樂于貶低毛主義者，因為他們人數(shù)少，被貶稱為一個小派別（groupuscule），一個小團體而已。若不是蓬皮杜政府政治上的拙劣行動——1970年春突然逮捕毛主義領導者，并查封他們的報紙，那么他們的故事在一系列錯綜復雜的“五月事件”的映襯下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故事。然而由于政府的拙劣行動，未被注意的毛主義者的活動一夜之間變成了一項著名的事業(yè)。讓-保羅·薩特接管了毛主義報紙，大膽反抗政府獨斷的、殘暴的政治清掃行動。滾石樂隊主唱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一度中斷巴黎體育館（Palais des Sports Stadium）的演出，請求釋放被拘捕的毛主義者。在這一極為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情境下，毛主義成為一種政治時尚，獲得了巨大的聲望，開始引起了著名知識分子——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以及《太凱爾》雜志的杰出人物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和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興趣，他們從毛主義中察覺到一種創(chuàng)造性方法，用以解決法國當時令人難以忍受的政治保守主義。畢竟社會黨完全陷入混亂之中，共產黨變成一個“秩序黨”（party of order）。戴高樂主義者與當時掌權的蓬皮杜斷然拒絕放棄權力統(tǒng)治。然而，正是一個活躍在拉丁區(qū)（Latin Quarter）的左翼小派別在許多方面成為“五月風暴”之解放訴求的繼承者。

由于“五月事件”以及他們與毛主義者的接觸，法國知識分子告別了他們以前迷戀的雅各賓派（Jacobin）—列寧主義的、專制主義的政治模式。他們的行為舉止不再像達官貴人一樣，而是使民主謙遜的美德內在化。在“五月風暴”的余波中，他們接受了社會斗爭的新形式和新方式。他們有關不公正的自上而下政治的“后五月意識”提醒他們注意“社會”的美德和自下而上的政治斗爭。因此，法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完全被改變了。雖然薩特的介入知識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模式得以延續(xù)，但是它的內容完全被重構了。對衰弱的政治先鋒主義（vanguardism）的這種洞察力促使法國作家和思想者重新評價普遍知識分子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遺產：這種普遍知識分子通過賣弄永恒的道德真理而令當權者羞愧不已。

只要毛主義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種建設性政治學習過程（constructivepolitical learning process）的范式實例，它就值得一講。毛主義者開始是政治教條主義者、虔誠信仰者，但是他們很快發(fā)現(xiàn)他們不可能調和他們親華的“意識形態(tài)眼罩”（ideological blinder）與“五月風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們不再以革命口號欺騙自己，他們就開始以全新的視角來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觀念完全被改變了，它不再是一個中國獨有的參照點，它反而逐漸代表一種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這種方法放棄奪取政治權力的目標，反而試圖在習俗、習慣、性征、性別角色和一般社會交往中發(fā)起一場民主革命。

最終，左派分子開始意識到人權和自由社會主義的價值并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補的。畢竟，正是法國人最早在1789年創(chuàng)造了人權與公民權。在更具當代性的人權偽裝下，他們當時想重返的正是這一遺產。

一種探尋事件的解釋

人們經常說，也許只是半開玩笑地說，法國的“五月風暴”是一種探尋“事件”的“解釋”，歷史學家、權威專家和政治家如此一致地努力將理性意識強加于一系列事件，以致這些事件似乎總是公然反抗嚴謹?shù)母拍钜恢滦浴?/p>

在法國和美國，20世紀60年代完全是一場十足的災難，這種觀念已經成為保守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重要主題。在大西洋這邊，新保守主義歷史寫作的陳詞濫調之一就是戰(zhàn)后時期的社會不穩(wěn)定——城市騷亂、毒品泛濫、快速上升的離婚率和對權威敬意的下降——一律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據稱這是美國歷史上一個最具災難性的十年。諾爾曼·波多霍雷茲（NormanPodhoretz），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ism）奠基人之一，認為20世紀60年代見證了一個不可逆轉的文化消亡過程：“奧登所謂‘卑下的、虛偽的十年’，當然是指20世紀30年代，其‘睿智的希冀’集中于蘇聯(lián)工人天堂的建設。我們與之相對應的是20世紀60年代，其不甚‘睿智的希冀’并不集中于建設……而是集中于破壞，是摧毀那些構成美國人生活方式的體制。”在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看來，美國歷史到20世紀60年代擁有了350年的敘述連貫性，當時由于自由主義精英的過激行為和反文化享樂主義，一切都成了未解之謎。施特勞斯派政治哲學家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進一步論證這一觀點，暗示了新左派本質上是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的復活。“歷史總是重復自己，”布魯姆說，“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大學像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大學一樣，正經歷著理性探索結構瓦解的過程。”布魯姆的解釋向我們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大學圖景，這些大學被有暴力傾向的非裔美國學生團體擾得焦頭爛額。通常，自由主義大學的行政部門懦弱地順從這些團體的要求。大多數(shù)學生像綿羊、旅鼠一樣被非理性的黨派偏見所煽動，也不過是湊湊熱鬧而已。與此同時，知識淵博的精英——布魯姆和他的摯友們——雖然擁有“正當理性”（right reason），但他們被邊緣化了、被冷落了。就像柏拉圖洞穴隱喻的主角一樣，他們已經看見了太陽光——只有他們知道真理所在的確切地點——但是被激情所羈絆的大眾拒絕聽從他們的忠告。然而，一旦涉及評價“治安武裝力量”（forces of order）的暴力和蹂躪，布魯姆的著作竟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

布魯姆的解釋便于從時代的過激行為中提取以下主題：無處不在的種族主義、反應遲鈍的政治精英、深刻影響少數(shù)族裔和下層階級的城市衰落，最后尤為重要的是一場顯然以不道德的手段進行的非正義戰(zhàn)爭——汽油彈、不加區(qū)別的空中轟炸和殘忍的搜索殲滅行動。在美國人全力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過程中，大約有兩百萬越南人喪生，他們大多是平民。在新保守主義的知識體系中，越南沖突最終是一場“正義的戰(zhàn)爭”（good war）。然而美國人的戰(zhàn)斗意志被自由主義者、抗議者和逃兵役者的詭詐行為逐漸削弱了。最后，國內的代際之爭悲劇性地、不可避免地破壞了國外的戰(zhàn)斗成果，使美國喪失了戰(zhàn)勝不信神的、有害的地緣政治敵人的機會。

假如人們把握新保守主義者關于“60”一代人的“傳統(tǒng)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并加以顛倒的話，那么人們可能更接近于真實。“60”一代人不是激增的不道德的根源，實際上他們極具道德素養(yǎng)。對于許多積極分子來說，社會正義的規(guī)則成為魂繞夢牽之事，并且“生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成為真正的教條。新保守主義的兄弟情誼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需要深刻的公民勇氣源泉才能成為南方黑人（Jim Crow）社會中的自由乘車運動參加者（freedom rider）；冒著逮捕的危險爭取自由言論或集會自由；示威游行反對不道德的戰(zhàn)爭；燒毀征兵證以示良知行為；自愿遷居國外而不愿像武裝部隊經常要求做的那樣去殺死無辜平民。

文明的崩潰？

在法國，對六八一代人及其遺產的怨恨同樣流傳甚廣。當“五月事件”進入高潮時，夏爾·戴高樂總統(tǒng)就定調了，他嘆息道：“進行改革，可以；完全無序，不行！”在戴高樂將軍看來，學生積極分子沒有提出可辨別的政治目標，他們引爆了純粹的無政府狀態(tài)。治安武裝力量根本控制不了局勢，由此導致了“文明的崩潰”（breakdown of civilization），只有嚴厲地恢復政治權威才能補救這種“文明的崩潰”。在戴高樂主義者中間，全球性“文明危機”（crisis of civilization）的觀念深受歡迎。在這一觀點看來，并不是戴高樂特有的專制領導地位應該受到指責，反而法國是更普遍的全球性混亂的不幸受害者。技術進步的速度——“現(xiàn)代化”的步伐——太快了，超出了公民從道德和心理上進行調整的能力。這些適應性困難導致了各種形式的社會道德淪喪行為：暴動、抗議、造反和廣泛的社會動亂。戴高樂悲嘆法國青年不情愿接受現(xiàn)代消費社會的甜言蜜語，但是他也擔心更普遍的生活“機械化”開始發(fā)揮作用，其中個體不可能逃避被碾碎的厄運。

關于“五月造反”最具影響力的保守主義解釋是由法國右派元老雷蒙·阿?。≧aymondAron）闡發(fā)的。隨著事件的發(fā)展，阿隆為《費加羅報》撰寫了一組文章，他以其獨特的洞察力將學生造反描述為一部“心理劇”（psychodrama）、一場“準革命”（quasi-revolution）。阿隆的批評者臆斷他試圖將“五月起義”貶低為一場在憤憤不平的、無法適應社會的青年人中間發(fā)生的反抗。阿隆并沒嚴肅地考慮學生們的政治要求，他聲稱要將討論轉換到青少年社會心理的“臨床”層面。

阿隆的批評抓住了“五月運動”的基本方面，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其他目擊者注意到了。盡管造反者反復地在口頭上承認法國革命傳統(tǒng)的理想，但是這些提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修辭層面的，他們仍停留在引用或模仿的水平上。“六八分子”（sixty-eighter）正效仿著18世紀和19世紀的前輩們，“五月事件”只不過是一部革命啞劇的浮夸之作。因此，這是造反的修辭維度與參與者的真實意圖之間的分歧，參與者的意圖是“改良主義的”，而非“革命性的”。阿隆認識到“五月暴動”不是法國革命傳統(tǒng)的輝煌頂點，而是法國革命傳統(tǒng)的茍延殘喘。

同樣厭惡“五月風暴”遺產的是這場造反的共和主義詆毀者。在共和主義者中間，“五月運動”意味著這樣一個轉折時刻：法國青年人不再尊重權威，轉而贊成自我放縱的享樂主義。此前，法國社會已經被神圣莊嚴的社會建制結構化：大學體系、天主教會、軍隊、工會、政黨等等。隨著“五月風暴”反專制主義信條的勝利，這些建制突然喪失合法性。“五月造反”使法國加速轉向了一個離心破碎的原子社會（atomistic society）：一個由自我關注的、自我迷戀的個體構成的政體。更糟糕的是，這也是一個法國持續(xù)的、無法逆轉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時刻。從這種觀點看，在“五月風暴”的余波中，形成有意義的、持久的附屬關系變得不可能。社會團結已經被持續(xù)地侵蝕了，犧牲在美國式的“占有性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祭壇上。

共和主義者對“五月風暴”的詛咒在20世紀90年代曾一度復蘇，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像米歇爾·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讓-皮埃爾·勒·當泰克（Jean-PierreLe Dantec）等小說家的聲望。維勒貝克的小說多充斥著人格不健全的浪蕩子形象，他們散漫地離開了無聊透頂?shù)墓ぷ?mdash;—經常是高科技部門或性旅游產業(yè)——游蕩到冷漠無情的人際關系之中，其中彌漫著匿名的、機械的性。維勒貝克的主人公由于不能表達情感或建立聯(lián)系，他們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中，小說家以其雄辯、直率的語調寫道：

你的納稅通知書是最新的，你的賬單要準時支付。沒有身份證，你無法外出。另外你沒有任何朋友……事實上沒有東西能夠中止那些持續(xù)增加的、反復重現(xiàn)的時刻：你徹底的與世隔離、耗盡一切的空虛感、你的生存正接近痛苦而明確的結局的預感，這一切聯(lián)合起來使你沖向真正痛苦的狀態(tài)……你曾擁有人生。曾有些許時刻，你體味著人生。當然你對這一切不會記得太多，不過有照片可以證明這一切。

盡管維勒貝克筆下的人物太年輕，不會是“六八分子”，但是他們的心理缺陷和情感缺陷有意要反映那個時代災難性的政治文化遺產。

毫無疑問，“五月造反”直接的反響之一就是極大地提高了烏托邦政治期望的門檻。左派分子相信“光輝燦爛的烏托邦未來”只有數(shù)月之遙，戴高樂專橫的第五共和國確實大限將至。不久，想象力將會接任權力，正如五月風暴著名的口號“想象力當權！”（L’imaginationau pouvoir!）所預言的那樣。

法國社會在“五月起義”的余波中的確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但是這一轉變確實不像許多前“六八分子”所希冀的那樣影響深遠，或者橫掃一切。這些變化更微妙、更長久，更具演變性（evolutionary）而非革命性（revolutionary）。它們多半發(fā)生在文化政治學更加不確定的領域，而文化政治學有助于解釋中國“文化大革命”在各類左派學生群體的眼中所呈現(xiàn)的重要意義。這里討論的轉變關乎社交模式與社會角色的感知，關乎性征問題、對權威的訴求以及此前未被充分代表的或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婦女、移民、同性戀者和失業(yè)者）的地位問題。

本質上，“五月造反”實現(xiàn)了一場日常生活徹底而激動人心的轉變。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發(fā)揮了一種“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的功能，由此允許法國青年人逃避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也逃避法國共產黨所強加的“意識形態(tài)緊身衣”（ideological straitjacket）。它能夠使積極分子表達各種先于政治的、“存在主義的”關注：一系列關乎心理學、性征、家庭生活、都市生活和基本的人際親密關系等領域的議題。通過日常生活的話語，學生激進分子能夠更新當代社會批評的詞匯，由此使之切合于現(xiàn)代世界的特殊挑戰(zhàn)。積極分子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在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統(tǒng)治不再局限于對馬克思而言是核心的勞資對立關系。而在發(fā)達的工業(yè)社會中，商品化的邏輯——人際關系由此變成量化的、難理解的和物化的過程——超出了工作地點，由此滲透和彌散到整個社會生活。